親愛的R，我和老爸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的電視辯論。打你上次來過後，他就買了台電視。小屏幕，兔子耳朵。它放在餐廳柜子前，因此現在萬一真有人想要用好銀器或亞麻桌布，就不大方便拿它們了。為什麼放在餐廳這個連一張真正舒服的椅子都沒有的地方呢？因為他們已經有好長時間不記得還有間起居室啦。或者是因為巴里夫人想在晚飯時看電視。
記得這間餐廳嗎？除了電視，一切都還是老樣子。厚窗帘，卡其底色上印著酒紅色樹葉，後面還有一層紗簾。加拉赫特爵士 牽著馬的畫像，以及一張格倫科的風景畫，內容是紅鹿而不是大屠殺。 舊檔案櫃是多年前從老爸的診室搬來的，一直找不到地方放，至今仍舊胡亂撂在這裡，甚至沒推到靠牆。我媽閑置不用的縫紉機（他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在說「你媽的縫紉機」的時候）上擺著的還是原來的植物，或者看起來好像還是，種在陶罐或錫皮罐里，半死不活的。
也就是說，我到家啦。沒人問我要待多久之類的問題。我把書、論文和衣服統統塞進迷你車，一天之內就從渥太華開回來。我在電話上告訴老爸我那論文已經完事了（事實上我是放棄不寫了，但是懶得跟他解釋），我需要歇一歇。
「歇一歇？」他說，好像對此聞所未聞，「好吧，只要不是神經歇菜就行。」
我說，什麼？
「神經歇菜嘛。」他呵呵一笑，彷彿在警告似的。他至今仍用這個來指代急性焦慮症、嚴重的焦慮抑鬱，以及神經崩潰。他沒準還建議他的病人們打起精神頭兒。
真不公平。他沒準會用一些鎮靜劑和幾句乾巴巴的鼓勵打發走他們。他受得了別人的毛病，卻受不了我的。
我到家時沒什麼盛大的歡迎儀式，不過也沒造成什麼恐慌。他繞著迷你車轉了一圈，對於眼前所見嘟囔了一陣，搗了搗輪胎。
「不可思議啊，你居然開了過來。」他說。
我想過吻他的——與其說是一陣情感的流露，不如說是種有勇無謀的壯舉吧，是一種「如今我就是這麼做事的」的宣言。但是，一踏上礫石路面，我就知道我做不到。B夫人站在車道和廚房之間。所以我走過去，取而代之地摟住她，摩挲著那頭古怪的黑髮，它剪成中國風格的齊耳短髮，圍繞著她的小皺臉。我能聞到她陳舊的羊毛衫味道，圍裙上的漂白粉味兒，還能感覺到她像牙籤一樣戳出來的老骨頭。她幾乎還不到我的鎖骨高。
我慌裡慌張，沒話找話：「今天天氣不錯啊，真是我最美麗的一次開車旅行了。」天氣確實不錯，旅途確實很美。樹葉尚未轉黃，只是邊緣微微變成銹色，麥秸地一片金燦燦。那麼，為什麼風景帶來的美好感覺，在老爸面前，在他的地盤裡，煙消雲散了呢（別忘了這也是在巴里夫人面前，在她的地盤裡）？為什麼我提及這事——或者說我用一種真誠而非敷衍的態度對它的提及——與我對B夫人的擁抱幾乎像是半斤八兩的同一碼子事呢？一個像是一種唐突之舉，另一個貌似一陣言不由衷的廢話。
辯論結束後，老爸站起身，關掉電視。他什麼廣告都不看，除非B夫人在旁邊為它們辯解，說她想看看那個長了門牙的可愛寶寶，或者那些追著那啥的小雞（她不會說「鴕鳥」，或者是記不得怎麼說了吧）。這樣一來，她想看什麼都會被允許，哪怕是跳舞的玉米片，他會評價道：「好吧，它倒不失其聰明之處。」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一種警告。
他對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麼想的？
「哼，無非就是兩個美國佬罷了。」
我試圖再推動一點談話。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要是你請他深入他覺得沒必要談論的話題，或者證明某個無須多言的論點，他一準會把上嘴唇那麼一撇，露出一對沾著煙草漬的大門牙。
「無非就是兩個美國佬罷了。」他說，彷彿這話我第一次沒聽進去似的。
就這麼，我們坐著，沒有交談，不過也並非沉默著，因為，你或許記得吧，他呼吸起來山響。氣流彷彿一路從石頭嶙峋的小巷拖過，擠進一重重咯吱作響的大門，發展為一種吱吱咯咯的聲音，好像他胸膛里一架奇怪的機器有許多塑料管，噴出彩色泡泡。你最好假裝毫不在意，這一點我想我很快就會習慣。不過，它在屋裡佔據了大部分空間。他本人也一樣——不管怎樣，單憑高高鼓起的、結實的大肚皮，大長腿，還有他的表情，他就足以做到這個了。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呢？就彷彿他掌握了一份清單，上面列著他記得的，以及知道他遲早會遭到的各種冒犯，他正竭力讓你明白，他有把握耐心十足地扛住所有你知道自己做錯的事，以及你甚至都還沒料到會做錯的事。我想，很多做父親和做爺爺的都力圖擁有此種表情——哪怕與他不同，在自己的家以外毫無權威可言的人也是如此——不過，要說有什麼人能把這種表情做得精確無比、永不出錯，可就非他莫屬了。
R，我在這裡有好多事要忙，沒時間——按他們的說法——去閑逛了。候診室的牆面，因為被一代又一代病人用椅背抵著，已經磨損不堪。桌上的《讀者文摘》都成了碎片。病歷塞在檢查台下的硬紙盒裡，廢紙簍——柳編的——頂端全都破破爛爛的，好像老鼠啃過一般。家裡也好不到哪去。樓下的洗面池裡布滿棕色頭髮似的裂縫，馬桶里有一片令人難堪的銹斑。嗯，你想必看到過那個。我知道這挺蠢的，不過我覺得最鬧心的還要數優惠券和廣告單了。它們塞在抽屜里，壓在茶碟下，或者到處亂放，上面的優惠或折扣都已經過期幾周、幾個月甚至幾年了。
不是說他們已經破罐子破摔，或者沒做過任何努力。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們不再要B夫人洗衣服，而是送出去洗。這個很明智，但是老爸總記不得哪天衣服可以送回來，總是嚷著白大褂是不是夠穿，家裡也總是亂得不可開交，無處可尋。B夫人一心以為洗衣店是騙人的，會故意拖時間，好把名字牌扯下，縫到質量差的衣服上。因此她總和送衣服來的人吵架，指責他故意最後一個送這家——沒準真是的。
然後，屋檐需要清洗，負責這事的是B夫人的侄子，但他閃了腰，換成他兒子來。可他兒子有好多活兒要干，就一直拖著，等等，等等。
老爸用這個侄兒的名字來稱呼侄兒的兒子。他對所有人都這麼干。他用前一任，或者甚至再前一任老闆的名字來稱呼鎮上的店主和商人們。這可不全是因為記憶力不行。其實是一種傲慢之舉。覺得自己無須費心記這類事。無須關注變化。或者關注某個個人。
我問他想在候診室牆上刷什麼顏色。淺綠色，我建議，或者淺黃色？他說，誰來刷？
「我。」
「我從不知道你還是個油漆匠嘛。」
「我在住過的房子里自己刷過油漆。」
「誰知道呢，我又沒看到。你刷油漆的時候，打算讓我的病人到哪裡去呢？」
「我在星期天刷。」
「他們有人聽說這種事會不高興的。」
「開玩笑嗎？在現如今這年代？」
「這年代或許和你以為的不大一樣。至少在這裡。」
然後我說，我可以晚上干，他說第二天很多人聞了那味道會想吐。到頭來，我唯一被允許做的就是扔掉那些《讀者文摘》，換上一些《麥考林雜誌》、《城堡女主人》 、《時代周刊》和《星期六晚報》。然後他告訴我有人抱怨了。人們想在《讀者文摘》里翻找記得的老笑話。此外有些人不喜歡現代作者。比如皮埃爾·伯頓 。
「太糟了。」我說，聲音不可思議地顫抖著。
然後我對付起了餐廳的檔案櫃。我猜想裡面塞的大概都是早就死掉的人的病歷，要是把它們清空，我就可以把硬紙盒裡的病歷挪過來，把柜子移回診室，擺到它該擺的地方。
B夫人看到我在幹啥，一個字也沒跟我說，徑直跑去叫來老爸。
他說：「誰說你可以在這裡到處胡來？我可沒說過。」
R，上次你來這裡，B夫人回家過聖誕節了。（她有一個好像半輩子都在得肺氣腫的丈夫，沒孩子，不過有一大堆侄兒侄女和各種親戚。）我想你從沒見過她。不過她見過你。她昨天對我說：「你要訂婚的那個什麼什麼先生在哪兒哪？」她當然注意到了我沒戴戒指。
「我想在多倫多吧。」我說。
「去年聖誕，我在侄女家裡，我們看到你和他在水塔邊走過，我侄女說：『真不曉得這兩人要去哪兒？』」這是她的原話，我已經習慣了，只是在寫下來的時候又覺得怪。我猜她的意思是我們打算去找個地方干那事吧，不過那會兒冰凍三尺，你還記得嗎，我們只是一心想遠離那房子罷了。哦不。我們之所以出門，是為了方便繼續吵架，因為再也按捺不住啦。
B夫人為老爸工作，差不多是從我離家上學那會兒開始的。在那之前，我們請過一些年輕女士幫忙，我挺喜歡她們，可她們紛紛辭職去結婚，或者去戰時工廠工作了。我九歲還是十歲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