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娘。那時我二十歲，5英尺7英寸高，體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間，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闆娘，他辦公室里年長的女秘書，我們樓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時還叫：我們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這個打趣，不過他對外的反應是擺出一副愛憐的模樣。我呢，微笑著做個鬼臉——羞澀地、默認地。
我們住溫哥華的一間地下室。這房子並不像我一開始以為的屬於格里夫婦，而是屬於格里夫人的兒子雷伊。他有時過來修東西。他總打地下室的門進來，就像我和切斯一樣。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歲吧，扛只工具箱，戴頂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遠駝著，或許是因為大多數時候都貓腰修水管、接電線或者做木工活兒的緣故。他臉色蒼白，咳嗽得厲害。每聲咳嗽都是一份謹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個必要的侵入者。他不會為了待在這裡而道歉，不過也不曾像主人一樣在屋裡隨意走動。我和他僅有的幾次交談，都是因為他敲門告訴我水要關一會兒，或者電要停一陣子。每個月的租金我都是現金付給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數轉交他，還是截留一部分補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這麼告訴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養老金了。她沒養老金。我還根本不夠老呢，她說。
格里夫人總是從樓梯上往下喊話，問雷伊怎樣了，要不要喝杯茶。他總是回答他很好，沒時間喝。她說，他幹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樣。她試圖向他「推銷」一些她多做的甜點，蜜餞啊餅乾啊薑餅啊——這些她也總是試圖塞給我。他會說不要，他剛吃過飯，或者他在家裡吃得太飽了。我也總是推辭，不過等她勸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對她的勸說和失望，再拒絕下去就尷尬了。我真羨慕雷伊，他總能堅持說不要。他甚至都不會說：「不要了，媽媽。」他就是不要。
然後她試圖找些話題來聊聊。
「有什麼新鮮有趣的事兒嗎？」
沒什麼。不知道。雷伊從不顯得粗魯或急躁，不過也從不對她讓步。他的身體啊，還行吧。他的感冒啊，還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總是還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於溫哥華東部某處。就像在這裡一樣，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總有不少活兒要干——所以他在這裡一幹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幫著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輪椅的女兒艾瑞娜。艾瑞娜有腦癱病。「可憐的東西。」在聽雷伊說艾瑞娜還行吧之後，格里夫人總會感慨一句。她從不當面責備他為這不幸的女孩耗費時間：到斯坦利公園散步啦，傍晚跑出去買冰激凌啦。（她知道這些，因為她經常同康尼斯夫人通電話。）不過她對我抱怨過：「我沒法不去想像她淌了一臉冰激凌的模樣。沒法不去想。人們肯定都瞪著他們瞧呢。」
她說，她推輪椅帶格里先生出門，人們都瞪著他們瞧（格里先生中風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門，就不會亂動，也不會發出什麼聲音，而且她總把他收拾得體體面面。而艾瑞娜會晃來晃去，發出咯咯咯咯的怪響。這個可憐的東西沒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許打著什麼小算盤呢，格里夫人說。等她不在了，誰來照料這個瘸女孩？
「應該有條法律規定，健康的人不能和這種人結婚，可惜至今為止都沒有。」
格里夫人請我上去喝咖啡，我從來沒啥興趣。我忙著自個兒在地下室里過小日子。有時她敲門，我會裝作不在。不過那樣一來，一聽到她打開樓梯頂上的門，我就得趕緊關燈、閂門，還得一動不動待著，聽她用指甲叩門，顫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後，我還必須至少一個小時都保持安靜，忍著不沖馬桶。要是我說沒時間，有事要忙，她總會笑著反問：「什麼事呀？」
「我在寫信。」我說。
「寫個沒完，」她說，「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紅粉色頭髮的一種變體。我想那頭髮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麼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臉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輕快，牙齒又大又亮。她對於友誼、對於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絕。切斯在火車站接到我，帶我來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著一碟糕點，帶著狼外婆的微笑敲開我們的門。我旅行帽都沒顧得上摘，切斯正扯著我的腰帶呢——就給她硬生生打斷了那事。糕點又干又硬，覆了層淺粉色糖霜，慶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話很簡短。他必須在半小時內回去上班。等到終於把她甩掉，他已經沒時間繼續才起了個頭的事了。他只好一個接一個地吃糕點，抱怨味道像鋸末。
「你老公真嚴肅，」她對我說，「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來來去去，他總是這樣嚴肅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訴他放輕鬆點，他又不是肩頭上壓著整個世界嘛。」
有時，我不得不戀戀不捨地放下書本，或者撂下正在寫的段落，跟她上樓。我們坐在她的廚房桌子邊。桌上鋪塊蕾絲桌布，擺一面八角形鏡子，裡面映著一隻搪瓷天鵝。我們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盤子吃點心（又是那些糕點，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乾撻或油乎乎的烤餅），用小巧的繡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餅屑。我正好面對瓷器櫃坐，櫃里擺滿各種各樣的高級杯子、糖和奶油套罐、鹽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頂屋形狀的茶壺和百合狀燭台，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適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會拾掇瓷器櫃，清洗乾淨每樣東西。她是這麼跟我說的。她跟我說著與我的未來、與她斷定我會擁有的房子相關的各種事，她說得越多，我越覺得四肢像被鉛塊壓著，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過半的時候打上一個又一個哈欠，想爬開、藏起來、打個盹。不過表面上，我宣稱對一切充滿仰慕。瓷器櫃里的玩意兒，格里夫人的治家規則，每天早上她換的成套服裝，紫紅和珊瑚色圖案的襯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絲巾。
「永遠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門一樣，做好頭髮，化好妝，」她不止一次看到我還穿著睡衣，「然後，如果你要洗東西或烤東西，再圍一條圍裙就可以了。這能讓你振作。」
而且永遠要在手頭備一些烤好的糕點，以防不速之客。（據我所知，她從來就沒什麼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說是什麼不速之客。）而且絕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這些都並非直截了當表明的。而是以「我總是……」或者「我總喜歡……」或者「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呢……」這樣的語氣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時候，我也總喜歡……」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過突然驚醒了。她在哪裡的荒野住過？什麼時候呢？
「哦，在海邊啦，」她解釋道，「從前，我也是個新娘來著。我在那裡住了好幾年呢。在聯合灣。不過不算太蠻荒。叫作庫特斯島。」
我問她那是在哪裡，她回答：「哦，很遠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說。
「呵呵，好玩，」她說，「如果你覺得熊好玩的話。如果你覺得美洲獅好玩的話。要我說，我寧願多來點文明呢。」
廚房與起居室之間隔著橡木滑門。滑門總是拉開一點，坐在桌子一頭的格里夫人可以時刻看到格里先生，後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總稱他「我坐輪椅的老公」，不過其實只有在她帶他出門散步時，他才坐輪椅。他們沒有電視——那時電視仍是種新奇玩意兒。格里先生就那麼坐著，看著大街，街對面的錫蒂斯蘭諾公園，公園後面的巴拉德海灣。去洗手間的時候，他會一手拄拐杖，另一隻手扶著椅子背或撐著牆，自己挪過去。一旦進去，他一待就是很長時間，不過不用幫忙。格里夫人說，有時事後她得進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夠看到的格里先生，僅限於一條從鮮綠色躺椅上伸出的褲腿。我在的時候，他有一兩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間。一個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腦袋，寬肩膀，大骨架。
我沒看他的臉。我受不了因為中風或者疾病而癱瘓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並不是無力的肢體或者厄運導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們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沒看我，儘管格里夫人高聲告訴他，我從樓下上來做客。他發出一種咕噥聲，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歡迎，或者不屑。
我們的公寓有兩間半。是帶傢具出租的，按照此類地方的規矩，只是馬馬虎虎地提供了一點設施，用的都是本來要扔掉的東西。我記得起居室地板鋪了長方形和正方形油氈邊角料——顏色和圖案千奇百怪，硬湊到一起，用金屬線綴連，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廚房裡的投幣式煤氣爐也一樣，裡面塞滿硬幣。我們的床位於廚房外的一個凹室——它嚴絲合縫地嵌進凹室，只能從床尾爬著上床。切斯在書上看到，土耳其後宮女郎都是這樣爬上蘇丹的御榻，先親吻他的腳，然後爬上前去，膜拜他身體的其餘部位。於是我們有時也這麼玩。
床腳有道帘子成天拉著，隔開凹室和廚房。是一幅舊床單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綴著流蘇，一面是黃卡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