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奴魯魯，飛機沿著跑道逐漸減速，垂頭喪氣地顛簸了幾下，拐向草坪，終於砰的一聲停了下來，看起來距離海岸只有幾碼遠。機艙里，每個人都在笑。先是靜了一下，接著就笑了起來。蓋爾自己也在笑。然後，周圍嗡嗡地響起了一片互相介紹的聲音。蓋爾的旁邊是拉里和菲莉絲，他們來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絲是去斐濟參加高爾夫左撇子球手大賽的，這架飛機上有很多對夫妻都是為此而來。拉里是左撇子高爾夫球手，菲莉絲是他妻子，一起來觀看比賽、為他加油、順便找點樂子。
他們坐在飛機上——蓋爾，還有那些左撇子高爾夫球手——午餐是裝在簡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來的，沒有酒，熱得要命。駕駛艙里傳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廣播：「各位乘客，對於飛機發生的故障，我們深感抱歉，飛機沒有嚴重問題，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時間。」菲莉絲頭疼得厲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壓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對治療頭疼有沒有用。
「沒什麼用，」菲莉絲說，「我現在本來應該和蘇西待在新奧爾良呢。」
拉里說：「小可憐兒。」
菲莉絲把手拿開的時候，蓋爾看到她的鑽石戒指光芒閃爍。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資格戴鑽戒和頭疼，蓋爾心想。她們依舊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這樣。這些太太都有個發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爾夫，一輩子都對妻子唯唯諾諾。
最後，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濟的乘客下來轉機。他們被乘務人員扔在航站樓，像沒頭蒼蠅一樣四處亂走、領取行李、出海關，試圖找到自己機票所屬的航空公司。忽然，島上某家酒店的歡迎團擁了上來，他們不停地唱著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腳地把花環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轉機的乘客們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飛機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隊上洗手間，過道里都是垃圾，空姐們都躲在乘務艙里閑聊天，不是說孩子就是說男朋友。然後，明亮的清晨終於亂鬨哄地到來了，向下可以遠遠地看到澳洲黃沙蜿蜒的海岸線。時差錯亂，就連那些衣著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現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遲鈍麻木，就跟擠了好久客輪統艙似的。就在下飛機之前，他們又受到一次襲擊：一群體毛茂盛的男人穿著短褲，擁進機艙到處噴洒殺蟲劑。
「啊，說不定進天堂時也是這樣呢，」蓋爾想像自己對著威爾說道，「不管你願不願意，人們都使勁兒朝你撒花，人人都得頭疼和便秘，還得渾身噴殺蟲劑除菌。」
這是她的老習慣，總願意想出點兒聰明又輕鬆的話，講給威爾聽。
威爾離開以後，蓋爾覺得自己店裡到處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會買衣服。但她並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還沒遇到威爾的時候，女人們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蓋爾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邊，在褪了色的蠟染窗帘後面。蓋爾像以前一樣，開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縫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掛滿了珠子，還散布著一些亂七八糟的塗鴉。她們聊著關於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經離開的男人。謊言、不公、衝突，還有那最常見卻最恐怖的背叛——讓人聽到的時候除了渾身發抖地笑，簡直別無他法。男人們都要說些蠢話：「真抱歉，我不想再堅守這段婚姻了。」他們還想把車子和傢具賣給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們自己掏錢買的。他們得意洋洋雀躍不已，因為他們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輕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們自己的孩子年紀還小。他們殘忍又幼稚。除了趕緊放棄他們，你還能怎麼做呢？為了榮譽，為了驕傲，也為了保護自己。
這種樂趣蓋爾很快就厭倦了。咖啡喝得太多會讓人皮膚暗沉。而且，女人們之間開始暗地裡較勁，因為她們中的一個人竟然在報紙私人廣告欄刊登了廣告。蓋爾把「和朋友喝咖啡」換成了「和威爾的媽媽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當她這麼做的時候，情緒反而平靜下來。她有時在門上釘一張紙條，這樣就能在那些夏日的午後早點脫身。（她的店員唐納達正在度假，重新雇一個太麻煩了。）
去歌劇院了。
去精神病院了。
去儲備點麻布和灰。
其實這些不是她自己的發明，而是早先威爾寫的。那時當他們想上樓待著時，他常常寫了貼在她門上。蓋爾聽說很多人都不欣賞這種無禮的行為，比如那些開車走很遠的路來買婚紗的人，那些從外地來買上大學時穿的衣服的人。可她不在乎。
在克莉塔的陽台上，蓋爾得到了安慰，她似乎稍微有了點兒盼頭。和很多嚴重酗酒的人一樣，克莉塔總是喝同一種酒——她喝的是蘇格蘭威士忌——而且覺得換別的酒很好笑。不過，她會給蓋爾來點兒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兌蘇打水，還介紹她喝龍舌蘭酒。「這簡直是天堂。」蓋爾有時候會說。她指的不僅僅是酒，還有陰涼的陽台、帶籬笆的後院，以及後面的老房子。房子里裝著百葉窗，配有塗著清漆的地板、高高的使用不便的櫥櫃、年陳日久的印花窗帘。（克莉塔鄙視裝修。）威爾就是在這座房子里出生的，克莉塔也是。威爾第一次帶蓋爾來的時候，她心裡想，真正有教養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那種漫不經心與禮節的並存，那種對舊書和舊餐具的敬意，那些威爾和克莉塔習以為常去談論的荒謬事兒。還有她和克莉塔不去談論的事情——威爾的背叛、克莉塔的疾病。這病讓她的四肢看起來像是消失在黝黑皮膚里的小樹枝，在挽在腦後的白髮襯托下，雙頰深陷。她和威爾有著相同的猴子似的面孔，上面是一雙恍惚嘲諷的深色眼睛。
克莉塔反而去談她正在讀的書，《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她說，黑暗時代之所以蒙昧，不是因為我們無法從中學習，而是根本沒法記住學到的東西，這全怪那些名字。
「卡德瓦拉，」她說，「艾格弗里斯，這些讀出來根本就不像名字。」
蓋爾試圖記起哪個時代或者哪個世紀是黑暗時代，不過她的無知並沒帶來尷尬。因為克莉塔一直在拿這個話題打趣兒。
「埃爾弗蘭德，」她一邊說，一邊拼讀出來，「什麼樣的女主人公會叫埃爾弗蘭德？」
克莉塔給威爾寫信的時候，很可能會寫到埃爾弗蘭德和艾格弗里斯，但不會寫到蓋爾。她不會寫「蓋爾穿了套灰色綢緞的夏季睡衣，身材很好，看起來很漂亮，說了很多有趣的話……」就像她不會跟蓋爾說：「我對那些愛侶很是懷疑，仔細體會字裡行間的意思，都讓我懷疑他們的腦袋還沒覺醒。」
最初見到威爾和克莉塔的時候，蓋爾覺得他們像是書里的人物。步入中年的兒子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看起來心滿意足。蓋爾看到的是一種彬彬有禮的生活，既荒唐又令人羨慕，至少表面上看帶有一種單身者的優雅和安全。現在蓋爾仍然這麼想，儘管實際上威爾並不總住在家裡，而且他既不是單身也不是同性戀。他離開好幾年了，去過他自己的生活——為國家電影局和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才放棄一切，回到沃利做了一名老師。他為什麼放棄那一切呢？各種原因吧，他說。到處都是馬基雅弗利式的人、事業擴張，讓人筋疲力盡。
蓋爾是70年代的一個夏天來到沃利的。她那時的男朋友是個造船工人，她則售賣自己做的衣服——帶貼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襯衫、顏色亮麗的長裙。冬天到來的時候，她在作坊裡面找到了活兒。蓋爾見識到了進口的斗篷、玻利維亞和瓜地馬拉的厚襪子。她發現當地的女人都在織毛衣。有一天，威爾在路上攔住她，請她幫忙挑選自己在話劇里要穿的戲服——那出話劇叫作《我們牙齒的外殼》。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溫哥華。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訴了威爾，以防他看到她身體健康、皮膚粉嫩、額頭開闊，會覺得她是組建家庭的合適人選呢。她告訴他，自己曾經有過一個孩子。當時她和男朋友要從桑德貝搬到多倫多，在他們忙著把傢具搬進借來的小貨車裡時，家裡發生了煤氣泄漏，大人們只是覺得有點不舒服，那卻足以殺死只有七周大的嬰兒。在那之後，蓋爾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將來很難懷孕，也不想再要孩子，於是做了子宮切除手術。
威爾欣賞她。他是這麼說的。他連一句「真悲慘」都沒有說，也沒有拐彎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蓋爾自己的責任。那時他們逐漸熟識。他覺得蓋爾勇敢慷慨、機智聰明、充滿才華。她為他設計製作的戲服不可思議、無可挑剔。蓋爾覺得他對她、對她生活的看法帶著一種感人的天真。對她來說，自己根本不是那種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慮絕望，很多時候都是在洗衣服、為錢發愁，覺得哪個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虧欠了他。那時蓋爾覺得自己沒有愛上威爾，但她喜歡他的樣子——他強健的身體那麼挺拔，看起來比實際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額頭閃著亮光；他充滿彈性的、泛灰色的頭髮。蓋爾喜歡看他排練，或者看他跟學生說話。他做導演時是那麼嫻熟無畏，走過學校大廳或者沃利的街道時是那麼氣宇軒昂。還有他對她所懷有的那種稍顯古怪的傾慕之情，他那種愛人般的殷勤禮貌，他家裡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