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戴妮斯回答瑪歌達，「我其實不記得房子里的任何顏色啦。」
「你當然不記得，」瑪歌達同情地說，「屋裡沒光亮，自然就沒顏色。都沒試著透點光進來。那麼昏暗，我簡直沒法相信。」
除了拆掉木屋古老、陰森、不透光的走廊，瑪歌達——她是戴妮斯的爸爸勞倫斯現在的老婆——還裝了天窗，把幾堵牆刷成白色，另一些刷成黃色。她掛上墨西哥和摩洛哥織毯，鋪了魁北克地毯。松木梳妝台和桌子取代了油漆拙劣的廉價傢具。裝了一個有窗子和植物環繞的按摩浴缸，還整出一個很棒的廚房。這些想必花了一大筆錢。毫無疑問，勞倫斯現在有錢了，付得起。他在渥太華附近開了一家小工廠，生產塑料，特別是仿彩繪玻璃的窗玻璃和燈罩。它們花樣好看，顏色也不算俗氣，瑪歌達設法在木屋裡不顯眼的地方裝了幾片。
與她的名字聽起來不同，瑪歌達不是匈牙利人，而是英國人。她曾是舞者，後來當了舞蹈教師。是個矮個兒、腰部粗壯的女人，仍舊非常優雅，頸子光滑蒼白，頭頂一團可愛輕盈的金銀色交織的秀髮。她穿件樸素的灰裙，披一條色彩柔和的花朵圖案披巾，它有時搭在她卧室的高背椅子上。
「瑪歌達真是無比、無比有品位啊。」戴妮斯有一次對弟弟彼得感嘆。
「那有什麼不對？」彼得說。他是個電腦工程師，住在加利福尼亞，一年或許才回家一次。他不明白戴妮斯為何仍對這些人如此在意。
「沒什麼啦，」戴妮斯說，「不過你去木屋看看，裡面甚至沒有一堆圍巾雜亂地堆在某箇舊柜子上。只有一些精心安排的雜亂。廚房裡掛的打蛋器或者碗當中，沒有哪件不是你所能買到的最雅緻的。」
彼得看著她，沒接腔。戴妮斯說：「好吧。」
戴妮斯開車從多倫多過來，每年夏天她都會這樣來一兩回，拜訪爸爸和繼母。勞倫斯和瑪歌達整個夏天都住這裡，他們談論著乾脆賣掉渥太華的房子，全年在此長住。八月下旬一個星期天下午，他們三個坐在鋪磚的天井裡，它取代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瑪歌達用小陶罐養著各種最近盛開的花朵——戴妮斯唯一認得的是天竺葵。他們喝摻蘇打水的酒——真正的酒要等晚宴客人到來後才上。直到這會兒都沒出現什麼荒唐的爭論。開車來的路上，戴妮斯就決定不要讓這種爭論出現。她在車裡放莫扎特的音樂，放鬆心情，振作精神。她下了決心。目前為止一切正常。
戴妮斯在多倫多開了一家婦女中心，給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庇護所，幫她們找醫生和律師，向私人和公共機構拉贊助，做演講，召開會議，處理各種各樣，有時甚至不乏危險的人生糾紛。她的收入還不如政府開設的售酒商店的售貨員。
勞倫斯說過，這正是有錢人家的女孩子愛乾的工作。
他說，婦女中心對真正需要它的人來說是個好東西。不過他有時忍不住好奇。
有時忍不住好奇什麼？
坦率地講，他有時忍不住好奇這些女人中是否有一些——只是一些——在宣稱遭毆打、被強暴等等的時候，搞不好也在享受她們贏得的各種關注。
勞倫斯照例拋出誘餌，戴妮斯每每一口接住。（瑪歌達這種時候總是置身事外，對她的花兒們微笑。）
用納稅人的錢。幫助那些不曉得自助的傢伙。要消滅酸雨，我們就要失業了，你的那些工會就該抱怨了。
「它們不是我的工會。」
「要是你為新民主黨投票，它們就是你的工會。新民主黨都是些什麼人啊？」
戴妮斯沒法判斷他到底是真信他說的這些，還是僅僅半信半疑，還是專門在跟她作對。她不止一次眼淚汪汪地衝出門，衝進汽車，一路開回多倫多。她的情人，一個來自加勒比群島的快活的馬克思主義者（她不曾帶他回家），就會評論道，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裡，老男人們，尤其是成功的老男人們，幾乎個個本質邪惡。他們身上什麼也不剩，只有惱怒的自衛和貪婪。戴妮斯也會跟他吵起來。首先，她爸爸不是個老男人，而且骨子裡是個好人。
「我討厭你那些男性觀念和徹頭徹尾的男性論點。」她說，然後沉思道，「此外，我也討厭聽到自己說『男性』這個詞。」她明智地避免提及這個事實：要是能在爭論中最終取勝，她爸爸就會給她一張支票捐給中心。
今天，她的決心生了效。她看到誘餌在閃爍，卻設法繞過了它，一條聰明的、看起來純潔無辜的魚兒，大多數時候都在跟瑪歌達談天，讚美翻新房子的各種細節。勞倫斯是個英俊男人，一臉諷刺，鬍髭完全變成灰色，一頭柔軟、日漸稀疏的灰棕色頭髮，身材高大，肩膀和肚子都略微鬆弛。他數次站起，踱到湖邊又踱回來，踱到路邊又踱回來，深深地嘆氣，毫不掩飾自己對於這種女性話題的不耐煩。
最後他終於粗暴地打斷瑪歌達，對戴妮斯發問。
「你媽怎樣？」
「很好，」戴妮斯說，「據我所知不錯。」
伊莎貝爾住在遙遠的科莫克斯谷，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
「哦——那山羊農場如何？」
和伊莎貝爾一起生活的男人是個職業漁夫，當過電視台攝像。他們住在一個小農場上，把土地，或者說土地的一部分，租給一個養山羊的。某次，戴妮斯告訴了勞倫斯這事（她很謹慎，沒說那男人比伊莎貝爾小好多，也沒提他們的關係時不時變得「不穩」），勞倫斯從此認定伊莎貝爾和她的姘頭（他的說法）干著經營山羊農場的營生。他的問法讓人想到一種無比艱辛的鄉下生活：在泥濘中苦苦對付難以馴服的牲畜，貧窮，某種過時得可怕的理想主義。
「也不錯。」戴妮斯微笑道。
通常她會爭論，會指出他在事實上犯的錯誤，譴責他歪曲真相，不安好心，惡意諷刺。
「那一帶還有足夠的反傳統思潮支持人們買山羊奶喝？」
「我覺著有吧。」
勞倫斯的嘴唇在鬍髭下不耐煩地抽動。她盯住他，保持著心無芥蒂、沒心沒肺的快樂神情。他嗤笑一聲。
「山羊奶！」他說。
「這是一則新的內部玩笑嗎？」瑪歌達說，「我錯過了什麼？山羊奶？」
勞倫斯說：「瑪歌達，你知道嗎，我四十歲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飛機帶我上天？」
「其實不是我開的啦。」戴妮斯說。
「我四十歲生日，1969年。月球登陸那一年。月球登陸實際上比那遲了兩天。她聽到過我說希望能從一千英尺高空看看這個地方。我從渥太華到多倫多那回已經飛過了，但沒看到什麼。」
「我只付了他一個人上去的錢，但到頭來我們全都上去了，擠在一架五座飛機里，」戴妮斯說，「價錢不變。」
「我們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貝爾。」勞倫斯說，「得有人讓出位置，於是她讓了。」
「我讓他——讓爹地——蒙著眼睛，開車到了飛機場，」戴妮斯告訴瑪歌達，「哦，不是蒙著眼睛開車——」他們全都笑了——「是蒙著眼睛坐車，免得他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得讓他完全蒙在鼓裡。」
「是媽媽開的車，」勞倫斯說，「我想我蒙著眼睛也能比她開得好點。為什麼是她開，而不是伊莎貝爾？」
「我們不得不坐奶奶的車去。標緻車沒法裝下我們所有人，而我得讓所有人都去看你，因為這是我操辦的大事，是我的禮物。我真是個糟糕的導演。」
「我們全都在麗都湖區上飛了一通，」勞倫斯說，「媽媽很高興。記得嗎，那天早上她剛剛跟那些嬉皮士幹了一架。所以對她而言那是件好事。飛行員夠慷慨。他讓他老婆辛苦做蛋糕，不是嗎？」
戴妮斯說：「她是個食品定製師。」
「她做了我的生日蛋糕，」勞倫斯說，「就在那個生日。我後來才知道的。」
「不是伊莎貝爾做的嗎？」瑪歌達問，「伊莎貝爾沒做蛋糕嗎？」
「烤箱壞啦。」戴妮斯說。她的聲音警惕起來，有點懊惱。
「哦，」瑪歌達說，「那干架是怎麼回事？」
戴妮斯、彼得和父母每年夏天從渥太華趕到木屋，孩子們的奶奶索菲總是先到一步，她從多倫多開車過去。房子已經打開通風，清掃乾淨，就好像向來如此。戴妮斯會衝進所有昏暗的、岩洞似的房間，擁抱粗笨的墊子，誇張地表示來這裡的開心。不過她確實是發自肺腑。房子散發著舊雪松木味，還有揮之不去的潮氣和冬天的耗子味道。每樣東西都恆久不變。這裡有無聊的撲克牌，教會你加拿大野花的名稱；有拼字遊戲，其中的y和一個u不見了；有索菲小時候看過的好玩得不行的書，一戰時期的卡通書，不配套的碟子，索菲用作煙灰缸的破茶碟，帶著要麼是金屬要麼是洗碗水怪味兒的刀叉。
只有索菲用烤箱。她端出硬邦邦的烤土豆、中間夾生的蛋糕和骨頭還帶血的烤雞。她從沒想過換個烤箱。她是有錢人的女兒，後來變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