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扛著淹死男孩的屍體，穿過田野走來。搜索歸來的共有好幾個男人，不過扛屍體的是我爸。他們全都渾身泥濘，精疲力竭，走路時耷拉著腦袋，好像深感羞恥。狗兒也沒精打采，渾身滴答著冰冷的河水。幾小時前他們集結出發的時候，狗兒們勁頭十足地吠叫著，男人們精神抖擻、意志堅定，整個場面充盈著一種緊繃繃的、難以言喻的激動氣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結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歲。他的頭髮和衣服現在都是泥漿色，沾著枯葉、樹枝和雜草。他就像一堆整個冬天都丟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臉扭向我爸的胸膛，不過我還是能看到一個鼻孔、一隻耳朵，塞滿綠瑩瑩的爛泥。
我想不是這樣吧。我想我沒有真看到這些。或許我看到爸爸扛著他，其他男人跟在後面，還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許湊那麼近，居然能看到鼻孔里的爛泥。想必我是聽人談到這個，想像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臉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爛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頭鬼腦的臉——其實那是不可能的。在水裡泡了那麼多小時，它應該已經發脹、變形，或許還被泥漿完全覆蓋了。
不得不帶回這樣的消息，這樣的證物，給等待的家人，特別是給一個做媽媽的，這足以讓搜索者們步履沉重，不過事實上更糟糕。（人們竊竊私語道）不是一般的可憐吶，等著接收斯蒂夫·高雷，對他表示應有的哀悼的，並沒有什麼媽媽，根本就沒什麼女人——沒有祖母或姨媽，就連姐妹也沒有。他爸是個僱工，是個酒鬼但不是醉鬼，是個怪人卻並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禍。他成為父親似乎是個意外，做媽的開溜了，孩子留給他，父子從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純屬偶然。他們住在一幢斜頂灰牆的破爛房子里，僅比小棚子稍好一點——做爸爸的挨到沒辦法了，總算修了屋頂，在走廊上裝了支柱，勉強湊合著用——他們的生活同樣七拼八湊，也就是說，差一點就要接受兒童救助了。他們不在一起吃飯，也不給對方做飯，不過吃的總歸是有的。有時做爸爸的會給斯蒂夫錢去商店買吃的，也有人看到過斯蒂夫買一些相當正常的東西，比如煎餅粉和通心麵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對他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他比我大兩歲。到了星期六，他會到我們家晃蕩，對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顧，但就是不肯從我身邊跑開。我每次玩鞦韆，他肯定要在旁邊躍躍欲試，要是我不給他玩，他就跑過來拚命推我，弄得我搖搖晃晃的。他欺負狗。他常讓我陷入麻煩——事後看來，我覺得他是不懷好意，故意為之——會挑逗我去做平時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彈子大小時就挖出來，看看它們長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們再從上面跳下來。在學校里我們從不跟對方說話。他獨來獨往，但好像並不在乎。不過，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靜的身影從雪松叢中滑過，我就知道我准得出點事，而他正在策劃。有時也會一切順利。我們會扮作牛仔，馴服野馬。我們在河邊牧場上玩，距離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遠。在一條流到安大略省南部、匯入索津河的無名小河邊，我們既是馬又是騎手，一邊尖叫一邊學馬叫，既要撲騰蹄子，又要揮舞著樹枝做的鞭子。
葬禮在我家舉行。斯蒂夫爸爸家沒地方容納那麼多人。我記得房間里擠擠挨挨的，不過不記得看到躺在棺材裡的斯蒂夫，或者牧師，或者花圈。我記得舉著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麼人在室內催熟的盆栽，因為這會兒樹林里連翹、延齡草或金盞花都還沒開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們唱兒童讚美詩，有人在我們的鋼琴上彈伴奏：「等主回來，快要回來，要收聚他珍寶。」我穿著白色編織長襪，被它們弄得很癢，膝蓋和腳踝處都皺巴巴的。襪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覺，與我記憶里的另一種感覺混在一起。說來有點複雜。它與我爸媽有關。它涉及大人們，但主要是我爸媽。我爸爸，也就是扛著斯蒂夫的屍體從河邊走回來的人，以及我媽媽，她想必是操辦這場葬禮的主力。爸爸穿著他的深藍色西裝，媽媽穿棕色天鵝絨裙子，戴奶油色緞領。他倆肩並肩站著，嘴巴隨讚美詩開合，我站在兒童隊列里，遠遠看著他們。我感到一陣強烈的、令人作嘔的厭惡之情。兒童有時會對大人產生一種突然的厭惡。瞧那大個頭，那粗胖體型，那種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髮，那可怕的分泌物。不過我的感覺更糟。而且隨之而來的憤怒之情也談不上尖銳，與自尊毫無關係。與我終於可以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時候不同，這種感覺無法釋懷。它難以理解，也沒法說清，儘管過了一陣，它淡化為一種沉重，又減弱為僅剩的一點餘味，一種偶爾泛起的味道——一種微弱的、熟悉的疑慮。
大約二十年之後，1961年，我丈夫安德魯和我買了一輛全新的汽車，我們的第一輛——也就是說，我倆的第一輛全新的車。一輛莫里斯牛津車，牡蠣色（賣車的人對這顏色有個更動聽的叫法）——一輛挺大的小車，有大量空間給我們和兩個孩子，六歲的辛西婭和三歲半的梅格。
安德魯拍了一張我站在車邊的照片。我穿著白褲子、黑色高領毛衣，戴著墨鏡。我慵懶地靠在車門上，側著臀部，以便看起來苗條些。
「不錯，」安德魯說，「很棒。看起來像肯尼迪夫人。」或許這整片大陸上，所有黑髮、還算苗條的年輕女人，穿得比較時髦的時候或者拍照片時，都會被讚美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魯給我、孩子們、我們的家、我們的花園、我們的遠足和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拍了好多照片。他沖洗了很多張，仔細貼上標籤，寄給他在安大略的媽媽、姨媽和叔叔。他也給我一些照片，讓我寄給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過沒像他那麼頻繁。安德魯看到原以為我已寄出的照片還擱在家裡，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開心。他一心希望這些記錄都傳出去。
那年夏天，我們要展示我們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們打算從眼下住著的溫哥華去安大略，後者我們叫作「老家」，要開新車去。路上開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後再開五天回來。這還是安德魯頭一次有三周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務部工作。
一個星期六早上，我們把手提箱、兩個熱水瓶（一個裝咖啡，一個裝檸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圖畫書和畫畫本、蠟筆、畫板、驅蟲劑、毛衣（以防山中寒冷），還有我們的兩個孩子塞進汽車。安德魯鎖上房門，辛西婭一本正經地說：「再見啦，房子。」
梅格說：「再見，房子。」然後她問，「現在我們住哪呢？」
「不是永遠再見啦，」辛西婭說，「我們要回來的，媽媽！梅格以為我們永遠不回來了！」
「我沒有。」梅格踢著我的靠背抗議。
安德魯和我戴上太陽鏡，開車出發了。我們開過獅門大橋，穿過溫哥華的主體。我們離開了我們的房子、街區、城市，以及——在華盛頓州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交界點——我們的國家。我們橫穿美國，沿最北的路線朝東開，在安大略省的薩尼亞會再次進入加拿大。我也說不清選了這條路線是因為橫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還是因為我們想要體驗那種滋味：開車橫跨一個外國，或者說一個有點外國感的國家——想要那種額外的趣味和冒險感。
我們全都興緻勃勃。安德魯數度讚美這車。他說，開它的感覺，比開我們的老車，那輛1951年的奧斯汀好多了。後者上坡時速度會可憐地減慢，而且形象像個緊張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魯這麼評論道。
「這輛車的形象像什麼呢？」辛西婭問。她聽我們說話很仔細，喜歡嘗試諸如「形象」這樣的新詞。通常都能用對。
「活潑的，」我說，「有點運動型的。但並不賣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檔次，」安德魯說，「就像我的形象一樣。」
辛西婭想了想，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得意問道：「那就是說，像你希望你是的樣子，對嗎，爸爸？」
至於我嘛，我對於離開感到很高興。我喜歡出發。在自己家裡，我好像總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有時是躲開孩子們，不過更多時候是躲開要做的工作、要接的電話，以及鄰居的搭訕。我想躲起來，投身於我真正的工作，那有點像是在遙遙召回我自個兒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頓中，總找不到想要抓住的東西。但旅行時卻是一帆風順。我可以跟安德魯說話，跟孩子們聊天，可以看看他們向我指出的各種東西——標牌上的一隻豬啊，田裡的一匹小馬啊，旋轉展台上的一輛大眾車啊——同時把檸檬水倒進塑料杯。所有這些時刻，魂魄的碎片都飛回我體內各就各位。基本結構於是便成形啦。這讓我充滿希望，心情愉快。做一個觀望者，正是這件事的關鍵。做一個觀望者，而不是守護者。
我們在埃佛瑞特 向東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圖上給辛西婭指出我們的路線。我先給她看全美地圖，上面也繪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後我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