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時接到電話，是父親打來的。那是我離了婚，干起房地產行當後沒多久的事。我兩個兒子都在上學。九月挺熱的一天。
父親禮貌周全，哪怕對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厭其煩，先對我問候一番。鄉下人講究禮節。就算為了通知你家房子著火了，電話里也必定先是一通寒暄。
「我很好啊。」我說，「你呢？」
「不咋樣吧，我覺著。」父親答道，還是他那老一套口氣——帶點歉意又有點矜持。「我想，你母親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著「死了」。這個我懂。然而有那麼一兩秒鐘，我看到的是母親戴著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遠的樣子。「去了」這個詞好像滿載的不是別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歡樂——門一關，你家回到正常狀態，你可以無拘無束地享用空間時的興奮感覺。我父親的語氣里也流露出這種情緒——在歉意的後面，有一種類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調。然而，我母親從來都不是個負擔啊——她一天也沒病過——而且，對於她的去世，我父親遠非感到寬慰，而是難以接受。他說，他從來過不慣一個人的日子。他心甘情願地搬進內特菲爾德縣立老人之家。
他告訴我中午進門時發現我母親躺在廚房沙發上。她摘了些西紅柿，擺在窗台上捂熟，然後一定是覺得不舒服，躺了下來。講著講著，他聲音顫抖起來——正如你能預料到的，變得結結巴巴——是因為不知所措吧。我在腦海中看到那張沙發，它鋪著舊被子，就在電話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還是給你打個電話吧。」父親說。然後等著我吩咐他該幹什麼。
每天中午、晚上，還有早上，一睜眼，母親都要跪下祈禱。對她來說，每一天的開始都蘊含著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總結所做、所說、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認可。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種生活挺無趣的吧，但他們沒看到關鍵。首先，這樣一種生活永不會令人厭倦。沒有哪件事對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長的。即便困難重重，生病、窮困、醜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靈魂，就像用盤子端著一枚珍寶走過人生。午飯後上樓祈禱時，我母親總是精力充沛、興緻勃勃，莊嚴地微笑著。
她是十四歲那年，在一次營地聚會時被拯救的。就在那個夏天，她自己的媽媽——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幾年，我母親都會和其他許多被拯救的人一起聚會，其中有些人被拯救了一次又一次，是些熱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會講述聚會上都發生了些什麼：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講過有個老人站起來嚷道：「下來吧，主啊，下到我們中間吧！穿過屋頂下來吧，屋瓦的錢我來賠！」
結婚後，她做回一個簡單的聖公會信徒，一個認真的信徒。那會兒她二十五歲，我父親三十八歲。一對身材高挑、相貌出眾的人兒，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長社交；不過也是一對認真的人兒——要我一準會這麼形容他們。現如今沒什麼人這樣認真地生活啦。我父親不像我母親那樣篤信宗教。他是聖公會信徒，奧蘭治黨員，那也是一個保守黨派，因為他從小就受那樣的教育。幾個兒子當中，他留在農場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們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親，等著她，和她結婚。然後他有了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家庭，為此倍感幸運。（我有兩個兄弟，以及一個嬰兒時就夭折的妹妹。）我總感覺，在我母親之前，我父親從沒睡過別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沒和她睡過。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為我母親一直不肯結婚，直到她把她媽去世後，她爸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錢都還了回去。一筆一筆賬她都記著——食宿啊，書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後償還。身為教師，她結婚時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有積蓄，也沒嫁妝、床上用品或餐具。父親時常開玩笑地做出一臉憂鬱神情，感嘆他本指望娶個銀行里有存款的女人。「不過，要弄到銀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臉蛋兒，」他說，「有時候那樣划不來啊。」
我們家有大大的、屋頂高高的房間，裝著墨綠色百葉窗。百葉簾拉下、擋住太陽的時候，我常喜歡晃著腦袋，捕捉從孔穴和縫隙里透進的光線。我喜歡看的另一樣東西是煙囪的污漬，不管舊的還是新的，我可以把它們想像成各種動物、人臉，甚至遠方的城市。我給兩個兒子講這個，他們的爸爸丹·凱西說：「瞧，你們媽媽家裡窮透了，他們連電視都買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這些污漬——你們的媽媽只有天花板上的污漬可看！」他素來喜歡取笑我以貧窮為榮的想法。
父親很老的時候，我發覺他並不怎麼介意人們嘗試新做法——比如說吧，我的離婚——他更介意的是他們編出各種新理由來作解釋。
謝天謝地，他無須知道嬉皮士公社那類事。
「主可從來沒想這樣。」他常這麼感嘆。在綉線菊灌木叢後頭，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們圍坐在漫長昏暗的走廊里，他會感嘆，主可從來沒想要人們騎著摩托車或雪地摩托車在鄉下亂闖。還有主可從來沒想要護士們的制服變成長褲。護士們對此毫不介意。她們管他叫「帥哥」，還告訴我他是一個真正的老甜心，一個真正虔誠的老紳士。她們對他那頭濃密烏髮驚嘆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頭密發。她們給他洗頭髮，梳得漂漂亮亮的，趁還濕著，用她們的手指給它繞出波浪。
有時，儘管她們百般照料，他還是有點悶悶不樂。他想回家。他擔心母牛啊，籬笆啊，還操心誰來起床生火的問題。偶爾也會有個把刻薄的瞬間——不過非常少見。一次我進門時，他帶著敵意，輕蔑地瞥我一眼，說：「這會兒你膝蓋上的皮還沒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問：「為啥？擦地板嗎？」
「做祈禱嘛！」他唾棄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誰說話。
我不記得母親的頭髮除了白色以外還有過什麼別的顏色。母親二十齣頭時頭髮就白了，而且一縷年輕時的頭髮都不曾保留——它曾經是棕色的。我常常纏著她告訴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倫特，還是像多莉？」它們是我們家的兩匹工作馬，組成一支馬隊。
「我說不清。那又不是馬毛。」
「是像巧克力嗎？」
「有點吧。」
「它變白了，你不難過嗎？」
「沒有，我很高興。」
「為什麼？」
「我很高興我頭髮的顏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樣了。」
恨始終是一種罪過，母親告訴過我。記住這個。你靈魂里的一滴仇恨，會擴散開來毀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我被這個震住了，挺想做個試驗來著，但我知道不能浪費牛奶。
我記得所有這些事情。關於我從未見過的人的各種事情，都知道或者聽說了。我取名尤菲米亞，這曾是我母親的母親的名字。一個可怕的名字，現如今沒人叫這個了。在家裡他們叫我菲米，不過，我工作後，自己改名叫費瑪 。我丈夫，丹·凱西，就管我叫費瑪。多年後，我離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飯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門，一個男人問我：「費瑪，我一直想問你來著，你到底為什麼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訴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為我會浪費時間跟你這樣的傻瓜討論？」
之後我想過徹底換個名字，諸如瓊之類的，可除非我從這裡搬走，否則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歲，幫著母親給樓下一間閑置的卧室貼牆紙。母親的妹妹貝瑞爾要來看我們。兩姐妹已多年未見面。她們的母親去世後，她們的父親很快就再婚了。他帶著新老婆和小女兒貝瑞爾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後是西雅圖。母親不願跟他們走。她留在他們之前一直住著的拉姆塞鎮上，在一對沒孩子的鄰居夫婦家寄宿。她和貝瑞爾長大後只見過一兩面。貝瑞爾住在加利福尼亞。
牆紙是白底矢車菊花紋的。它是一捲紙的最後一截兒了，母親以打折價買了來。這意味著我們得煞費苦心地對圖案，門背後只能用碎片和紙條拼拼湊湊。那時還沒有自粘牆紙這種玩意兒。我們在前廳支起一張擱板桌，調了糨糊，用板刷刷到牆紙背面，挑掉疙瘩。我們忙活著，窗子推上去，留著紗窗透氣，關著紗門，敞開前門。透過紗網和不平整的舊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熱無比，百花盛開——牧場上開著乳草和野胡蘿蔔花，芥菜瘋長，幾片田當時種著蕎麥，一片奶油色。母親唱著歌。一首據說是她媽媽常在她和貝瑞爾還是小女孩時唱的歌。
我從前有個情郎，現在落了單。
他走啦，留下我一個人淚汪汪。
他走啦，把我拋下，可我不悲傷。
我呀要再找個情郎，比他還要強！
我興高采烈，因為貝瑞爾要來了，一個客人，從加利福尼亞遠道而來。此外，也因為我六月底進鎮參加了高中入學考試，希望很快收到高分錄取的消息。鄉間學校所有讀完八年級的人都要到鎮上考試。我喜歡這個——沙沙響的大張考卷，莊嚴的寂靜，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