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耍了些花招後，我感到很生氣，又很好奇，很想喝口酒。這時，我才想起來，自從那天晚上在望夫台酒家喝過酒後，到現在我滴酒沒沾。所以一回到家，把車停好我就朝鎮碼頭走去。在鎮中心，有幾家好酒吧：海灣州酒吧（我們都管它叫博里格）、普博艙板酒吧、魚和餌酒家（又叫血桶，以紀念在那裡發生的毆鬥，當然這個名字是非官方的），這都是些好酒吧，但不是豪華酒吧。同以前一樣，酒吧里很昏暗，髒得叫你覺得很舒服。你可以蹲著，舒舒服服地喝酒，那種舒服程度絕不亞於待在條件好又可靠的子宮裡的胎兒。頭頂上面吊著幾根熒光燈，老掉牙的自動電唱機有氣無力地轉著，一點也不刺耳。當然在夏天，像博里格這樣的酒吧，顧客比紐約地鐵交通高峰時的人還多。據說有個夏天，巴德韋塞啤酒廠或者是謝弗啤酒廠或是那些馬尿啤酒廠的某一家公共聯繫處的人，在酒吧和餐館之間舉行了一次競賽，看看在馬薩諸塞州哪家啤酒賣得最多。結果是，在七月，普羅文斯敦的一家名叫海灣州的酒吧啤酒賣得最多。這一點，我確信不疑。八月間一個周末的早晨，幾名高級職員身穿輕便夏裝飛了過來，同行的還有一個電視攝製小組，準備把授獎儀式錄下來。他們想拜訪一下像國民警衛隊訓練場那麼大的有龍蝦和炸魚加土豆片的地方。這種地方你在海恩尼斯能找到。可他們所看到的卻是昏暗、惡臭的博里格。那兒的顧客只買得起啤酒，二百人擠在一起，站著喝。博里格從前門到後部發臭的垃圾箱之間的距離，可能只有蓋貨車那麼長。論食物，你能買到夾有火腿、乳酪或是靈格加香腸的「英雄」三明治。電視攝像機轉動時，那幫嬉皮士站起來說：「啊，是這種啤酒。質量最操蛋。你那電視錄像機上面的紅燈是幹嗎用的？我是說得太多了，是不是？不說了！是不是？」
冬天，這裡的人也不少，但你能找到個地方坐下，了解到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中午時，許多商業漁船都將靠岸。船員們都會到這兒來喝上幾杯。木匠，販毒的，捉販毒的，幾個在夏季別墅里干雜活的，在星期五手拿救濟支票的未婚年輕母親和其他拖著腳走去討口飯吃的，或者找朋友弄杯酒喝的，都在喝著我們那些好馬尿。我認識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如果他們卷進了現在與我有關的那件事，我可以好好講述他們一番，因為他們無論長得有多麼像，但都是獨一無二的。可是，在冬天，正如我說的那樣，我們看上去是用一個模子造的。我們一身灰黃色，人人都穿著軍隊的剩餘軍裝。
一個故事就足夠了。我住在一個葡萄牙人居住的小鎮。這個故事裡，除了斯都迪之外沒有本地人。斯都迪把葡萄牙人的臉都給丟盡了。在冬天的一個下午，博里格人少得都有些不自然了。一位約有八十來歲的葡萄牙漁民坐在櫃檯旁。因為長年勞動，他身子彎曲得好像是棵從海岸邊大石頭縫裡長出來的柏樹。這時，又有個漁民走了進來，他患有嚴重關節炎。他倆一塊長大，一起踢足球，一起高中畢業，在同一條船上幹活，一起來個一醉方休，可能還相互誘姦對方的妻子。可現在，八十歲時，他們相互怨恨竟跟年輕時在水坑裡打拳架時差不多。坐在凳子上的那位，站起來扯著三月風那樣粗啞的大嗓門喊了起來：「我原來尋思你死了呢！」另一位停住腳，回頭瞅了瞅，像海鷗似的尖聲回答說：「死了？我會參加你的葬禮。」他們一塊喝起啤酒來。這只不過是另外一種驅散鬼魂的方法罷了。葡萄牙人說話時，知道該怎樣喊叫。
我們都跟他們學。在別的地方，他們測量酸雨的濃度或空氣污染的指數或土壤里氧化物的含量。在我們這兒，除了捕魚和出租房子以外沒別的工業，也沒有農業。空氣和沙子都是乾淨的。但是，在酒吧里感覺不到酒精重量的日子很少有。當我在不眠之夜與鬼城裡的精靈攜手同行時，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我可能是灑在水池中的一瓶鋼筆水。我就像根架在微火上的爛木頭似的得到眾人的歡迎。
同樣，正如我以前在酒吧工作時所看到的那樣，每間酒吧，就像每一個家庭一樣，都有它特殊的習慣。在這個爐子里冒煙的那根木頭在另一個爐子里卻火苗四起。我的陰鬱心情，和隨之而來的腎上腺素，再加上頭髮顯示出來的發狂與焦慮的情緒（這是毫無疑問的）沒多久就使博里格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歡笑聲不斷，人人喜氣洋洋。一直在自己桌旁喝悶酒的站了起來，朝別的桌子走去。穿戴講究的和他們的老婦人剛才一直沒吱聲，現在也開始感到心裡迷瞪瞪甜絲絲的了。而這時，我只是在與心裡的恐怖秘密交談著，而不是與在場的任何人搭話兒——普羅文斯敦的每個冬季都可以用那年冬天最受歡迎的人的名字來命名。我自己認為，點燃這把火的是我，儘管我所做的只不過是朝別人點點頭，在賣酒的櫃檯前被圍個水泄不通罷了。皮特波蘭佬頭一個向我湊過來，我們扯了幾句，可這幾句差一點沒把我的脖子扭下來。「喂，」他說，「我和你妻子談了一陣子。」
「今天嗎？」
他悶了半天才回答。我嗓子發乾，使了好大勁才擠出這個問題來，當時他剛好喝了口啤酒。除此之外，他也想不起來了。在博里格，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在博里格人們會聊起來，可他們的思路，特別是多喝了幾杯，嗎啡可卡因上勁時，會像水生蝽一樣不知又游到哪裡去了。
「今天，」皮特說，「不，不，是幾天前。」
「什麼時候？」
他晃了晃腦袋。「是幾天前。」他可能還會說，「是幾個星期前。」我注意到，冬天，人的時間概念不清楚。兩個星期前或兩夜以前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但如果你有說「五天前」這個習慣，那你可能會記得那件事就發生在五天前。所以，我也沒再琢磨它。我又轉到那個話題上來了。
「帕蒂想跟你說些什麼？」
「啊，對了。我說。她想讓我照看一下西面山上的那幢大房子。」
「她想買的那幢？」
「她是這麼說的。」
「讓你去照看？」
「我和我哥哥。」
這還講得通。他哥哥是個好木匠。實際上，皮特是說他哥哥去照看那個地方。帕蒂可能是讓皮特跟他哥哥聯繫一下。
我知道，帕蒂這麼干是不明智的，可我又硬著頭皮問道，「你記不記得，是在愛國者隊那場球賽前跟帕蒂談的，還是在以後？」
「噢，那場球賽。」他深深地點了點頭。嗎啡可卡因正把他帶到別處去。他仔細想著——那是什麼呢——是球賽，哪一天，還是屁股口袋裡的錢。然後，他搖搖頭說，「大約兩天前吧。」
「嗯，」我說，「算準了。」
貝思·尼森悄悄走了過來。她喝多了。對她來說，這可是很少見的。她很興奮，這就更不尋常了。
「你把蜘蛛怎麼了？」她問我。
「喂，乖乖，」皮特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算了。我得換換地方。」他貓下腰朝她胸部突起的那個部位的毛衣上親了一口，然後端起酒杯朝一張桌子走去。
「蜘蛛真的和別人吵了起來？」我問道。
「誰知道呢？」她的眼睛亮起來，「蜘蛛發瘋了。」
「我們都瘋了。」我說。
「難道你不認為，咱們倆在某一特殊方面不正常嗎？」她說。
「怎麼說？」
「咱倆從沒性交過。」
這是冬天裡的精神狀態。我有意地笑了笑，摟住她的腰。她那無神的眼睛透過眼鏡片射出一股淡淡的光芒。
「蜘蛛把刀弄丟了，」貝思說，「硬說你偷的。」她咯咯笑了起來，好像蜘蛛如果沒有那把刀，就跟別的男人沒穿褲子一樣。「他把摩托車也弄沒了。」她說，「你告訴他，愛國者隊能贏嗎？」
「在踢一半時，這麼說的。」
「他們真贏了，」貝思說，「在踢一半時，他決定換賭注，說是要氣氣你。現在他卻說他輸了那輛摩托車全都怪你。」
「告訴蜘蛛守著女人那個玩意兒吧！」
她咯咯笑了起來。「在中西部，」她說，「我們過去常說『陰部』。我想，我得給我父母寫封信，告訴他們，他們的女兒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女人那玩意兒，什麼是陰部。」她打了個嗝，「我什麼也不想對蜘蛛說，」她說，「他的情緒很不好。但告訴他又會怎樣呢？」她問道。「『最壞的人最多情。』你說是吧？」她過於淫猥地瞟了我一眼。
「斯都迪還好嗎？」我問道。
「噢，」她說，「你得注意斯都迪。」
「為什麼？」我問。
「噢，」她說，「我見誰都說，得注意斯都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裝在昏暗的塑料口袋裡那個金髮腦袋總是閃在我腦海中的緣故，我所聽到的每一句話，似乎都與我的處境有關。是不是空氣中有著真正的狂熱病？只有我自己——我真心祈禱還有別人——知道那塊大麻地里埋的東西。在每張桌子喚酒的聲音里都夾雜著這種想法的尖叫聲。我想，鬼魂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