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所有的鑰匙和帳本交給方後，長長舒了口氣。4年來我起早貪黑在豬號改造社會和改造自己，到頭來落得跟老陳同樣的下場。而老陳是我當年想與之一試鋒芒的人，多麼具有諷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終於告一段落。
我於是去了拖拉機隊十班報到。老隋是班長，李和周是師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還真有些距離。他40歲光景，個頭矮小，身材瘦削，幹活時總一副興味索然的樣子。我後來聽說他在機務隊以嗜睡聞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縱桿，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興把拖拉機交給他們，自己在地頭躺下呼呼大睡上幾個小時。
李和周都曾當過隋的助手，現在他們成了師傅。他倆對香和我都很好。李對我們的拖拉機了如指掌，他遠比隋要精通業務。如果我們有問題解決不了，總是第一個去找他，有時他只要聽我們把問題講完，就分析出癥結所在。和他在一起幹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靈手巧，從他那兒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有時我也感到拘束，因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別人的事也諱莫如深。當然這都可以理解，他雖和我們一般年紀，卻不是知青，而是困難時期從四川來的盲流。人們還說他的父親是地主。
我們的另一個師傅周，則是北京來的知青。1968年他還演過肖繼業，當時我們選中他是因為他熱情肯干，和戲裡的主人公肖繼業一般無二。這齣戲演過之後，城裡來的年輕人唱歌跳舞的熱情已成強弩之末，誰也無心再排演第二齣戲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豬場幹活於得晨昏顛倒，周開拖拉機春種秋收，大家逐漸相忘於江湖。
現在我們忽然得以朝夕相處，有很多時間交談。整個夏天，我們乾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長的白晝，亮麗的太陽，中耕機白色的帆布雨檐下，涼風習習。我們的拖拉機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閃亮的犁鏵翻起層層黑土，將野草埋進地里。我們鎮日像是航行在廣袤的綠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對周充滿好奇。我想知道為什麼別人說他父親有嚴重的歷史問題。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提出來肯定尷尬。同時我想周也是聽了我的日記的，不知他作何感想。當然他對日記這件事三緘其口。我們只好聊別的。
我記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零零落落，我講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機關大院這類事。他也對我講了他家的情況：一家六口，父親在起重機廠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他是家中老大，三個妹妹還年幼，上小學和中學。
閑聊中，我還了解到他離開北京前家境相當不好。六口人擠在一間不大的屋子裡，屋子是他父親的單位50年代分的，那時只有周一個孩子，而且他還小，所以不顯得太擁擠。後來，其他孩子相繼出世，房間越來越逼厭。他們又在屋子的南頭搭了一間簡易房。簡易房佔滿了院子的地，還擋住了大房間的陽光，但他們總算又多得了幾分空間。鄰居們也都這麼做。他們的簡易房白天是廚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這間小棚里一直住到離開北京。
周的父親是四級工，每月掙54元，當然這不足以養活六口之家。他家裡的人必須到鄰近的工廠攬點活兒來：晚上他們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國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兩者都吹乾了，才能將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騰才做成一隻火柴盒。
後來我到北京探親時去他家拜訪，堅持要試一試糊火柴盒。整整一個晚上我們5個人緊趕慢趕，才做了200來只，工廠每11隻付8分錢，也就是說，整個晚上我們才掙了不到兩毛錢。做到後來，我越來越心浮氣燥，心想要我於這種活兒糊口，我寧願餓死！周卻說有火柴盒糊就不錯了，工廠並不保證供這份活給他們，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樣困難，願意干這活兒的人多著呢。
聽了這話，我一時語塞。突然我想起小時候，到了夏天，母親每天都給我5分錢買冰棍兒。我也覺得理所當然，就這麼點小錢。我的同學都有零花錢買冰棍兒。現在我才意識到這是多麼奢侈的事，對周家來說，5分錢意味著糊63隻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於糊200隻火柴盒。周和我雖然同住北京，我們卻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
也許周聽了我的童年故事後，對我也一肚子憐憫。又或者他心地好，並不單止樂於幫助我一個人。到天氣轉涼時，我們得一天兩班、一班12小時日夜翻地，趕在地上凍之前將它犁一遍，為的是不誤來年的春耕播種。這樣我們得在地頭吃飯，有時送過來的飯不夠吃，周總是讓香和我先吃飽。有時變天，我們沒帶足衣服，他會把外衣脫下來技在我們身上。他有幾分幽默，看見我們精疲力盡，他會編出幾句笑話，逗我們開心。輪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時分把我們打發回去，自己一個人干到天亮。
我實在願意與周一起幹活，連里100多男青年，誰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繼業後，他削瘦了幾分，越發於練。24歲的年紀，他怎麼看怎麼舒服，即使穿著臃腫的黑卡其工裝。那時，拖拉機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隻油耗子。但他就是與眾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濃密的黑髮也比別人略長，他的眉毛黑而直，皺著眉頭看人時，眼睛還透著幾分笑。我的眼睛總難從他身上移開，當然那是在沒有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個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剛收割完的玉米地，幹下去風變得冰涼刺骨，凍雨噼噼啪啪打在車窗上。地里一片泥濘，玉米的稈和根常常把我們的犁給塞住。每當這時，周二話不說，抓起一根鐵棍和他油膩膩的棉衣就往車下跳，他得把泥團從犁中間撬下來。而他交給我的任務則是坐在駕駛室里升降和轉動犁耙。不一會兒，他的棉衣就全濕透了，褲子和鞋子也像從水裡撈出來似的。看著他嘴唇變色，牙齒打顫，我幾次吵著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說他是師傅，我得聽話。「再說，兩隻落水的油耗子並不比一隻強。」他說這話的時候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沖我一笑，我們繼續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說周發了高燒，三天三夜還不退。那幾天，我滿腦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嚴重，擔心他不能得到合適的藥物。過去幾年，老陳教給我大量的醫藥知識，中醫和西醫我都粗通原理。村裡老鄉的孩子病了，他們的父母常帶著孩子來讓我瞧，而不去看赤腳醫生。我那時居然就敢給他們拿葯，有時甚至給孩子打抗生素。現在想想實在後怕，幸虧沒出什麼亂子，要是有人一針下去過敏而死了怎麼辦？話又說回來，不給他們打針，他們也有可能病死，誰說得准？
周生病的時候，我很想去看他，給他帶點葯。但我不敢去他們宿舍，他們10個男生住一間屋，我怕飛短流長。那時連里流言蜚語紛紛揚揚，像乍起的一天風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領導總算開了竅，意識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讓他們戀愛、結婚、生孩子。這樣一來，他們再想返城真是難上加難。於是一夜之間，紅燈變成了綠燈。領導對知青談戀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知青便乘勢結起對來。當然也有不為所動的。
這時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20好幾了，自身的發育已經成熟，傳統與社會家庭也都給我們壓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涼水泉村裡，捕風捉影的消息一日三傳，男女絆聞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當事人無一例外堅決否認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於不好意思，有些則說的是大實話。個中真假旁人永遠也別想鬧清。
就在我坐在那兒痴心挂念著周，希望下一餐飯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時候，我的3個好朋友，方、麗雅和宋出現在我面前。她們要我坦白我是不是愛上誰了，我尷尬之極。聽著聽著我才覺出她們說的是我和文的關係，顯然有人製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廂的故事。
我暗暗叫聲慚愧，舒了口氣：「決無此事！我們不過是一般的朋友罷了，絕不是你們說的那種朋友！」
我盡一切可能解釋文和我僅僅是同學，彼此借借書，有時也說說話。但我們談論的事從不涉及個人問題。不管我說得有多真誠，我的朋友們仍向我射來狐疑的眼光。
如果連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辯白，那我還怎麼說服村裡其他人？這裡的人認為婚姻必須門當戶對。他們看來，文和我是天生的一雙。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們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學生，等等。但我覺得兩個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厭倦。相對無言，看到的不就是鏡子里的自己？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從一本俄國小說中批發來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願意找一個與我性格經歷完全不同的人。當然我現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為我不想陷於這個圈套：結婚生子，紮根邊疆，荒度餘生。所以連這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