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北京回到村裡，不知為什麼，覺得涼水泉樣樣不對勁，我像是突然換了一副眼睛。也許如四季膻遞，在我離開的這陣子這個地方真的起了變化？一個早晨我睜開眼睛，夏天嘎然到了盡頭，每一樣東西都沾上了秋的氣息：花兒從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蕭蕭，風的刀口也磨快了。蟲鳴凄厲，彷彿知道自己的大限將臨。
迎接我的頭條新聞便是老眯子被強姦了，調去了一個偏僻的村子。陳丟了職位，他總是躲著我，也許他自己也感到難為情？
我被任命為豬號的班長，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幹活，於是不再做關於陳的夢。畢竟，這不叫愛情，我很快把他給忘了。忘了老眯於則不太容易，有時我們心自問，如果我不帶頭值夜，今天她是否會安然無恙呢？現在她前途黯淡，雖然沒人會想到來責備我，我是否在某種意義上也應對此事負責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攪起些微瀾，那麼，另一場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則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頭看看，這成了我們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轉折點。
「九一三」是指「我們最敬愛的林副統帥」企圖暗殺「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嚴重事件，結局是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這件事使我極為震驚，並隨之對「文革」的實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這究竟是不是一場人類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偉大革命，而它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們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無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場自上而下、最後瀰漫全國的權力鬥爭？如果文革僅僅是一場權力鬥爭，這就意味著我們受了大騙，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權術家利用了。林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誰能想到毛主席親自提拔、黨章中已經確認的接班人會是這樣一個包藏禍心的陰謀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麼其他像他一樣在文化革命中青雲直上的人呢？
至於那些政治家們炮製的理論和口號，也許只是他們攫取權力、擊敗對手的工具，而我卻一直對之高度重視，活學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隨者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當權派則堅持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有作為，這一指導思想永遠不會改變。
林彪死後，新聞媒體繼續教育知識青年紮根農村，但在涼水泉，訂報刊的人數驟降，從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嚴指導員對此頗為不滿，他召集會議專門強調訂報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給掏錢，我們才不理他的茬。誰捨得把辛苦得來的血汗錢花在這些空談和可憎的謊言上，這些話我們都能倒背如流了。
報上的謊言之一是說所有知青下鄉都是出於自願，其實不然。許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養豬場一塊兒幹活的一個哈爾濱來的知青女孩對我說了她的經歷。
1969年她來涼水泉時才15歲，長得又瘦又小，人們叫她小猴子。兩年後她來豬場頂了老眯子的位置。農曆新年快到來時，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麼也沒給她寄。除夕夜，見她很憂鬱的樣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邊，與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這使她臉上浮起些許慘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釋為什麼她家沒給她寄東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媽媽是家庭婦女，她身體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我是老大，從讀小學起家裡所有的家務活兒都歸我干：買東西，做飯，洗衣服，縫縫補補，買煤，帶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爸每個月才掙70來塊錢，他請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畢業時，爸爸到學校找領導說了我們家的困難，請求領導讓我留城。但領導發話了：今年分配有統一的政策：長子長女都必須下鄉。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許留城。就這麼回事。這個政策還有個名兒，叫做全國山河一片紅。我爸回來跟我一說，我們都很為媽媽擔心，怕她聽了這個消息受刺激，又要發病。我們就瞞著她，一直瞞到最後一個晚上才告訴她。」
「我媽乍一聽到這個消息，還挺平靜。她說她會給我做茶葉蛋，讓我帶了在火車上吃。見她這樣，我和爸爸都鬆了一口氣。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媽還是發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亂語。當然，也不會有茶葉蛋了。爸爸抽不開身到車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這麼來了。」
「後來我爸給我寫信，說我媽的病好一點兒的時候，她想起了答應給我煮茶葉蛋的事，她很後悔自己在我走那天發病。打這以後，我爸說，只要她精神病一發作，就煮茶葉蛋，把家裡所有的雞蛋都煮了，然後拿到火車站，送給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
說到這裡，小猴子聲淚俱下。這真是一個凄慘的故事，我也陪著落淚了。到了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麼英雄？又何必假裝我比她站得高，看得遠？現在我們不都一樣了——自願來的和被迫來的，我們都陷在這沼澤里！從目前的宣傳看來，北京一些領導已經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這場知青上山下鄉的運動上，不管我們付出多大代價，這場運動必須成功。我們變成了他們政治遊戲中的籌碼，他們錯了也得死硬撐著，否則就會給對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變這一政策談何容易！這太殘酷了！想想。巴，他們的賭注是中國幾百萬青年的前途，而我們的命運又緊系著幾千萬父母和親朋的心。誰知道在這個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們一樣淚下潸然。而政治家們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只在乎權位是否牢固。
這會兒，北大荒的農場已經更名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850農場變成了36團。軍官們也來了，進駐場部，那兒好歹有電，有暖氣，有醫院，有綜合商店，有禮堂，可以放電影，還有火車站。他們只是偶然下到村裡來，指導一場運動什麼的。
有一次一個軍官來我們村（我們村變成了三連）指導麥收，幾個月時間，他都讓我們早上4點鐘就起床，圍著打穀場跑步，一直跑到我們幾乎要暈過去為止。跑完步後我們接著下地幹活，他則回到村裡。他整天幹什麼，我們無從得知，當兵的無權過問當官的事，只是我們從沒見他和我們干過一次活兒。
另一軍官是冬天下來的，看我們還沒收完苞米，他命令我們夜裡到苞米地去「突擊」。行動於午夜12點整開始，氣溫已經降到零度以下，沒有月光。我們背負沉重的竹筐，摸黑消滅「敵人」。幾個小時下來，我們在雪地里掙扎前進，滑倒無數次。黎明時分，看看我們的戰鬥成果，才知道大失水準，好多「敵人哨兵」還高高站立在玉米桿上，我們不得不從頭再干一遍。
我對「親人」解放軍又怨又恨，他們對農場管理一無所知，而他們手中有權，我們就得聽命。在他們的「領導」下，北大荒的農場進入負債經營，周總理每年親自沖銷幾億元的壞帳。雪上加霜的是，這些軍隊幹部飛揚跋扈，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和他們相比，以前的趙指導員真是「小巫」一個了。而這次誰也不敢再噴有煩言，若想攻擊「長城」，「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個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現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萬馬齊暗之中，有一次我們卻斗膽出了一回聲。
1972年早春，豬號的一位當地青年小李操作飼料粉碎機時出了一起事故。這機器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運轉時，我們得把玉米桿或大豆桿不斷塞進機器口，周圍沒有任何防護裝置。機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東西伸進去立即會被咬斷，在幾秒鐘內嚼得粉碎。可是因為豬號只有這一台粉碎機，而豬總得有飼料來喂，我們也就一直用著。事實上農場的其它機器也一樣險象環生。
那天，小李的白線手套不知怎麼和豆桿纏在了一起，他還沒意識到，手套就被機器卷了進去，右手也跟著進去了。他感到劇疼，抽回手臂，只見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邊，整隻手不見了！血從傷口處噴出。
每個人都被這一幕嚇壞了。我們心狂跳，臉發白，衝過去把小李扶到赤腳醫生那兒。赤腳醫生哪見過這種陣勢，也駭得渾身發抖，但她還是勉力將小李的傷口包紮上，叫我們快送他上醫院。醫院在團部（以前的場部），離這兒30公里，村裡沒車，只有拖拉機。
拖拉機手很快在拖拉機後掛了一節車斗，我們20多人把李弄上車，一起坐了進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們胡亂往車上扔了幾條被子，拖拉機就開走了。
一出村，風格外冷，像小刀一樣打在臉上。我們擁住傷員，設法用身體擋住寒流，但起不了什麼作用，小李全身戰抖，止不住一陣接一陣地呻吟，淚水從他慘白的臉上滾下。拖拉機在冰雪覆蓋的土路上像蝸牛爬，照這個速度我們3小時也到不了醫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機陷在雪坑裡怎麼辦？
正在我們急得要死的時候，有人眼尖，看見地平線上有一輛吉普正向我們開來，「老天有眼！」吉普可開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們跳下拖拉機，站在路中間攔車。
吉普停下後，我們發現我們的團長——一個40來歲的矮胖子——坐在裡面。他滿臉不快，我們向他解釋事發突然：一位戰士的手切斷了，他必須馬上送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