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走後，我回家次數愈見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連不舍的避風港，卻成了是非叢集的煩惱巢，許多事我都愛莫能助，住在這兒往往還一夕數驚。既然如此，何不抽身遠避呢？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
從8月起，紅衛兵可以免費乘車，全國性的大串聯開始了，我們的任務是煽風點火，把這場革命推向全國。我們是火種，毛主席是春風。春風獵獵，笛聲長鳴，只待找到一個目的地我們就要啟程了。
我選中了廣州，一個亞熱帶城市。珠江兩岸，椰子樹高高成行，棕櫚葉迎風沙沙作響。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在此銷毀外國人的鴉片煙；其後，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義，七十二先烈為一個共和國的夢想捐軀沙場。對我來說，廣州的魅力主要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國的南端，遠離北京，我在那兒鬧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盡情飽覽沿途風光。
決心已定，我問我的紅衛兵夥伴都打算去哪兒，有人說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還有人去東北。一個女孩說她準備去西藏，那得花一個月時間才能到達拉薩。也有說想去雲南，看能否過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後，一零一中有將近30人打算去廣州，我們編了一個戰鬥隊。
過了一晚，車票便弄到手了，我們準備好了第二天出發。這次出門行程四千多公里，我們卻全部輕裝上陣。我帶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紅書、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兩套內衣褲、一條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親給我的30元錢。一隻綠色的挎包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全裝進去還綽綽有餘。
我們不是觀光客，出門又不是去遊山玩水，我們是一群戰士出征，向舊世界宣戰。事實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這次征程將成為我們人生道路的轉折點，是我們「職業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從今往後，我們不必只是羨慕父輩在革命戰爭中的英雄行為，不必再為自己出生太遲而遺憾。像我們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樣，我們奔向黑暗勢力猖獗、危機四伏的地方，我們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挖出隱藏的敵人，為文化革命的最後勝利不惜流血犧牲。
火車在傍晚時分駛離北京，我們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車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來，大興奮了，不想再睡。我憑窗而坐，左手支著窗沿，清涼的晨風撲進車廂，拂動著我的紅衛兵袖章，把它變成了一小團熊熊的火焰。我摘下軍帽，任風吹亂我的發梢。
這時我的頭髮已經剪得很短，頭頂上約莫寸把長，下邊更短，而我還不算一零一中最激進的女將，我知道有幾個女孩把頭髮剃光，她們很以此為驕傲。我佩服她們的勇氣，自己卻實在下不了這個決心。
頭髮短了不算，我的臉也曬得黝黑，四肢結實而靈活。我騎車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兩個月，煉得一身緊繃繃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發著汗味，指甲藏垢，脫下球鞋來臭氣熏天，不比男生遜色。我知道如果母親和二姨見我這副模樣，她們一定大驚失色。但我偏就喜歡這副模樣！
過了一會，10歲光景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給了他們幾塊糖，他們管我叫「紅衛兵叔叔」，連他們的媽媽坐在我對面，也沒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這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我沒有糾正他們的誤會，甚至無緣無故地喜歡這兩個孩子這麼稱呼我，儘管我只比他們大四、五歲。
廣播說開始供應早餐，隊里的3個紅衛兵自告奮勇去餐車為大夥買盒飯。後來我們問多少錢，他們卻說：「免了吧，錢算什麼，私有觀念已經過時，你我的錢不就是大伙兒的？既然咱們是戰友，就是一家人。」我們都認為這主意不錯，之後大家便輪流買飯。
兩餐之間沒什麼可乾的，只好望著窗外的風景出神。旅途漫長，40多小時後才到廣州。就這麼干坐實在無聊，我們決定在車上鬧一番革命。
我們的計畫是在卧鋪車廂調查旅客的出身和階級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讓鋪位給坐硬座的工農兵旅客。說干就干，而今我們不需要浪費時間徵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他老人家的「紅小鬼」，他把大權交給我們，我們只聽他的號令。
不到一小時，我們就把卧鋪車廂清了場，至少是基本清理乾淨了。原來旅客中幾乎一半都有問題，我們勒令他們離開，他們也不爭辯，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個上海男女青年卻很刺頭。
因為這幾個人不理解我們革命行動的意義，我們決定和他們論論理。
「工人、貧下中農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旅行的時候就應該像一個主人的樣子，而不能只當二三等公民。你們想想，這輛火車上有年紀大的，有身體不好的，有拖兒帶女的，你們年輕力壯，讓他們在硬板凳上坐兩個晚上，你們卻舒舒服服躺著，這應該嗎？」
「話可不能這麼講，」其中一人反唇相譏，「我不覺得現在這樣有什麼不對。他們想舒服，也可以買卧鋪票睡到這兒來，他們想省錢，這才買硬座。既然他們要省錢，你們就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至於我們，我們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點，我們的權利受法律保護，而法律是神聖的。」我們開始在已經空了一半的卧鋪車廂里辯了起來，紅衛兵在過去兩個月沒學別的，就學如何辯論。我們都喜歡把事情爭個水落石出。
「你說法律是神聖的，這並不全對，」我針尖對麥芒地反駁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稱得上神聖，我們得先作一番階級分析。如果為保護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權益而制定的法律，對革命人民來說就談不上神聖二字。我們應該反對它們！廢除它們！這是革命的宗旨！否則舊的制度怎麼能夠推翻？工人農民怎麼能夠當家作主？新中國又從何誕生？我們又怎麼解放全人類？……」
唇槍舌劍就此展開，我認為我們的觀點很有說服力，如果對方不接受，那是他們缺乏無產階級感情。畢竟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現在他們沒話說了，但他們並不打算讓步。過了幾分鐘，其中一個突然說：「既然你說了讓位給工人農民是革命行動而不是受懲罰，那你們自己怎麼不讓？為什麼光勒令別人這麼做？你們比我們更年輕！你們也不需要睡卧鋪。紅衛兵應該對工人農民懷有最深的感情，紅衛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樣。要讓你們先讓！」
聽了這番話，我們個個義憤填膺。這些人真無恥！他們已經不是辯論了，簡直是尋釁！這算不算階級報復？我們要提高警惕。誰聽說過有這等事？紅衛兵居然被一群資產階級狗崽子攆出車廂？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們得逞，在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讓步！
就在我和幾個戰友準備以更猛烈的炮火反擊時，火車駛進了一個大站，武漢或長沙，我記不太清了。車門一開，才發現原來硬座車廂也有紅衛兵在鬧革命。他們也調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壞右，現在正把他們趕下火車。
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被革命群眾趕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經在火車上遭到過毒打，他們經我們的車窗在站台上走過時，一位老婦人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她是中國所謂長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這微肥的身軀和一雙小腳使她步履蹣跚。從她一頭銀白的頭髮下，鮮血像小溪一樣流著，把她的白襯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馬上就要倒下，從此不起，而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女紅衛兵還在拿一條帶鐵扣的軍用皮帶狠狠地抽她的頭。
我不忍看這類慘象，卻又不甘將目光移開。儘管從理論上講，我也明白暴力之於大革命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內心深處我對那位老婦人懷了極大的惻隱之情，我覺得應該幫她一把。「這位可憐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窮水盡，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農村的親戚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她悲慘的結局，不過這樣其實更好。那個女紅衛兵怎麼這麼心狠手辣！」
鈴聲一響，火車繼續前行，我不由長吁一口氣，回過神來再想與我們的辯論對手交鋒。不曾料，他們幾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後溜出了卧鋪車廂。那麼還是我們贏了，我們似乎戰無不勝。但這次好像不太過癌，我們還沒逼得他們認輸呢，而且辯論最能打發時間。
今天我寫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國老百姓會這麼的老實。在火車上陌路相逢，誰又知道誰的家庭出身和階級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單個兒出門，根本無從稽查每個人說的是不是實話。我們甚至都沒想過要去核實，只是他們說什麼我們便信什麼，然而這麼多人說了實話，我們竟以此來懲罰他們。10年以後，這類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學會了圓幾句謊，有時假話說得充滿自信，說得激情澎湃，開始是為了保護自己，後來則習慣成自然了。當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人相互欺騙，一點兒也不臉紅地在那兒重複大大小小的謊言，為了利益，為了吹牛，為了愚弄對方。誰應該對我們道德的退化負責？文化大革命嗎？資本主義的影響嗎？我們這些當年的紅衛兵應該負什麼責任？我自己應該負什麼責任？今天的年輕人不會相信中國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