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五年級對我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歲那年，某天我睜開眼睛，突然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驚喜：曾是滯重混濁有如泥漿似的思維忽地變得清朗起來，像一道小溪在山間流淌。金色陽光躍然其上，紫月清輝蘊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繚繞四周。這是個美妙絕倫的時刻。我像睡美人般醒來。按二姨的說法，是我的心「開了竅」。中國人相信智由心生，情與智就像孿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從那以後，數學成了我最喜愛的學科，成績幾乎保持滿分，所有的題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納悶過去怎麼會覺得數學這麼難。至於語文，儘管漢字寫起來還是會出錯，但眼下寫字已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個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識到這點後，我的語文老師便也開始對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個同學面前抑揚頓挫地朗讀我的文章，還時不時加幾句激賞的評語。每逢這種時候，我心跳加劇，滿臉絆紅，低著頭，斂住笑，耳朵卻如天線般豎起，一個音符接著一個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韻樂。
我到底不笨，在春風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歲的少女時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臨。在過去，這意味著我已到了論婚嫁的年齡。也許好幾個媒人已經登門拜訪過我父母，在背後議論我的終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親已為我「指腹為婚」了。幾杯濁酒下肚，一時興起，他便會對老朋友說：「我們兩家不論誰生姑娘，誰生小子，日後都讓他們結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婦，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這種朋友間的諾言比契約還管用，倘使日後有一方背信棄義，他便有辱祖先，為眾人所不齒。
幸虧我生在新中國，到了12歲時，既不必做針線來準備嫁妝，也毋須祈禱上天賜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標：在即將來臨的入學統一考試中奪魁，考上一所尖子學校。當時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學，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裡的第四中和師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學和清華附中。西郊的兩所中學離我家都不算遠，但我們班的同學和他們的家長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學上。
聽人說，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數一數二，乃至全國都頗有名氣。學校的老師是從幾千名中學教師里遴選出來的，他們教學經驗豐富，工作極端負責。學校的設施也是一流的。至於學生，他們不限於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學習尖子，八成的學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個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無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學的學生望塵莫及，這樣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學考試中穩操勝券。再過三年，大學之門將為你洞開。這麼說是有依據的：歷年來一零一中學百分之九十幾的學生考上大學，許多人考上了全國最有名的幾所大學，如清華，北大，哈軍工等等；而在二流學校，升學率僅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學校，不少學生乾脆不參加高考了。
小學六年級時，滿耳朵聽到的都是這同一種論調，我周圍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學的家長、小學校長、老師和所有的鄰居都這麼說。漸漸地我也覺得即將到來的升中學考試於我生死攸關，我一生的命運都由它決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學，前途無望。一切讓人艷羨的職業，如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與我無緣，我只配賣賣雜貨、掃掃大街。補補臭鞋。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從此我的臉上便刻了羞恥二字，一輩子都洗刷不掉。
這種預期給我造成很大壓力。隨著夏日的迫近，懶散而頗為自負的我也開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幾口二姨做的烙餅，便來到校園背書。通常我6點半到的時候，大部分同學已經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風水寶地，我喜歡在鞦韆上閉著眼睛大聲背誦。我們的琅琅讀書聲匯成一條大河，在清涼的晨風中淌得很遠很遠。一個半小時後，火熱的驕陽普照大地，校園鈴聲響起，8點鐘正式上課。
7月中，關鍵時刻終於來臨，我豁出去背水一戰，不成功，便成仁。接下來是一個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時我信心十足，陶醉於遠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陣陰影掠過，我的心會哆嗦一下，似乎從雲間跌落深淵。晚上我睡不踏實，白天也免不了情緒低落，這種心境真可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鎮靜，其實比我還焦急。終於有一天來了一封信，是錄取通知書！多麼不可思議，這麼重要的文件原來是這麼小，這麼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運就維繫在這張紙片上。母親急切地撕開信封時我幾乎透不過氣來，「北京一零一中學！」母親興奮得流出了眼淚。此刻，壓在我心頭的千鈞巨石頓時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裡歡快地起舞，飛向高遠明媚的藍天。當我回過神來，才發覺我已經走在去同學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幾多幸福的笑臉，也目睹了不少苦澀的眼淚。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學生考上了一零一，這也算差強人意了。校長笑逐顏開，我們要感謝的老師反過來感謝我們，因為我們為母校爭了光。
好消息傳開後，鄰居們紛紛來祝賀。不少家長趁機將我聽到的那套理論灌輸給他們將要在下一年參加統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點心，臉上洋溢著開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個漂亮的鉛筆盒，那是她早買好了藏起來的，這會兒給我一個驚喜。第二天，父母帶我出去吃飯，父親還獎勵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滸》。此後的整個暑假，我又成了家中眾人矚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為榮，煉黯然失色，退居下風。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機會和我比試，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進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學校報到。入學時我們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紅字，鋥亮鋥亮的，從此我走到哪兒都戴著它。校徽總是招來不同人的或讚許、或羨慕的目光，這些目光頗讓我受用。
不久我便發現一零一中與我過去就讀的小學極為相似，大部分學生來自革命幹部家庭，其餘學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學家、教授、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中科院和幾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學生的家長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後門還不大時興。雖則是公平競爭，班上50個學生中只有兩個女孩來自工人家庭，另有一個男孩來自附近的農村。那個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別的同學了解得多一點。他在班上似乎沒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為他比我們稍大還是其它什麼原因，他有點兒像羊群中的駱駝。他的衣服是家裡做的，不是在商店裡買的，樣子自然不會時髦，還打著補丁。有些高幹子弟也穿打補丁的衣服，那是故意顯示自己家多麼艱苦樸素，這兩種補丁味道就是不一樣。我還聽說他家經濟困難，付不起5元錢的學費。每年他都要申請免繳學費。
除開這些，靳很聰明，脾氣也好。有時我們倆覺得課上得沒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閑書。我們一目十行，比著看誰讀得快，課間休息時才討論書里的內容。做這種事還得防著老師的突然提問，得保證問到我們頭上時我們都能回答得上來，這給我們帶來冒險的刺激和不小的樂趣。因為我們的座位靠後，老師從來沒有發現我們。
卻說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訴我他要退學了。他說他父親身體不好，家裡需要他下地幹活掙工分，也許他是家中老大。我沒問。我有點兒茫然，也有點兒難過，不知該對他說什麼。靳才15歲，一零一中可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進的。他在地里又能幹什麼！他家需要幫手，人民公社為什麼不管？為什麼非得讓他輟學呢？但靳說這事他爸爸已經決定，明天起他就不來上課了。第二天他果然沒來上學，也沒給我或其他同學留下地址，從此便斷了聯繫。
班上其餘的學生照舊上課。一零一中的課程與外校無異，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漸漸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與眾不同。這種不同看不見，摸不著，然而卻無處不有，瀰漫在空氣中，每天我們呼吸著它。它融入了我們的血脈，浸透我們的潛意識。要說明這一點，也許我得先從我們的校名談起。
一零一這個數字是校長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長年屆70，向來備受學生愛戴。（其它學校可沒這個特權，它們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長選這個數字，我聽說，是為了讓學生永遠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即使我們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還得向更高的目標努力。這就是一零一的由來。
學校的老師常對我們說，這所學校不是培養一般學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無畏、最優秀的青年培養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和藝術家。「你們本來就是出類拔萃的，但我們還要逼你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你們培養成尖子中的尖子。」這類勖勉使我們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記得當時有三類人最為我們所不屑。
第一類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