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天災人禍席捲大地，大躍進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躍進看作是這場災禍的誘因。且不論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糧食突然嚴重短缺，豬肉、雞、魚、糖、點心、乾果鮮果、罐頭食品、菜蔬……，一句話，凡是可吃的東西，全都從貨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開始憑五花八門的票券供應，糧票、油票、肉票、雞蛋票、豆製品票。糖票、煙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每一票證對城市居民的生活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這些票券使整個社會發生了變化，錢不再是萬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氣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沒有票證，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錢，照樣什麼都買不到。那麼票又從何而來？是從人們的城市戶口來的。一時間，派出所頒發的這張小小的白紙片兒，突然變作了無價之寶，城裡人沒有它簡直沒法生存。而農民卻什麼票也領不到，他們種了糧食除了養活自己，還必須向政府交售公糧。
全國各地的票券還不一樣，河北省的糧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得人口流動越來越難，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還相對容易，要想從農村和小城市調往大城市，特別是調進北京和上海，簡直難於上青天。這樣一來，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遷」，而各級政府官員則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權力。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什麼權力，什麼自由，大家一時且顧它不上，怎樣才能填飽肚子，成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饑荒的年頭，大伙兒的胃突然變作了無底洞。吃得越多，餓得越厲害。飢腸轆轆，共產主義的美夢也擱淺了。
有糧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個月能平價買上約莫30斤糧食，兒童的定量因年齡而異。除糧食之外，每人每月還能攤上小半斤肉、幾隻雞蛋、4兩油和若干豆製品，這些定量大多還得看供應的情況。
有些時候某些魚和豬下水不憑票，到貨就賣。這種消息在大院里通常傳得比野火蔓延還快，鄰居朋友奔走相告，人們抓起竹籃，一路小跑，馬上店裡店外就排起了幾百人的長龍，長龍慢慢兒蠕動。二姨和我先輪流排，待得轉了幾個圈子，過了兩三個小時，快到櫃檯時，我們倆便都加入進來老老實實排著，這樣我們便能買雙份兒。
排隊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風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東西卻賣完了。這時後邊的人們都會懊喪得大呼小叫：「哎呀，怎麼沒啦！」他們會一個個走上前來，親眼看到一隻只筐子里的確空空如也，這才悻悻然離去。好在這種失望有個鋪墊，食物快要賣完時，營業員往往會發出通告，讓顧客有思想準備。這種場合，我會遠遠站在櫃檯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貨物，數一數排在前面的人頭，只要有一絲希望，都會堅持到底。這時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決不讓人插隊。一有人動這個念頭，我就嚷嚷：「自覺點兒，不許加塞兒！」沒人會責備我不禮貌，我也覺得這麼做沒什麼不對。
那時，我家已經不在大食堂搭夥了。食品供應這麼緊張，在家二姨精打細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這麼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門可羅雀。鄰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見面，常常交換關於飯館兒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飯蒸得幹些，吃了可以更耐餓。
「去莫斯科餐廳！他們賣高價蛋糕，不用收糧票！」
「上紫竹院活魚餐廳！這幾天那兒有活魚！」
「清真館更好，他們的牛羊肉給得多！」
「頤和園那兒有家小吃店賣人造咖啡，喝著跟真的一樣，嘗嘗怎麼樣！」
下一個周末，父親就會帶小煉和我去其中的一處打牙祭，二姨和母親總說她們得留在家裡看小弟弟，不和我們一起去。那些年，餐館的萊價貴得驚人，食品質量則每況愈下。一碟沒兩片肉的炒菜從前最多賣1塊錢，現在賣10元，人們還跟不要錢似的搶著買。父親一向把錢財看得很輕，他的錢來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錢給孩子們買點吃的，增加點營養，總比在銀行里放著要來得強些，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們連個銀行存摺也沒有了，每逢月末，父母還得向二姨借上10塊20塊的應應急，幾天後發了薪就把錢還上，可是下個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體吃了大虧的是母親，她總是心甘情願默默省下食物給我們。母親屬牛，她常說：「我是一頭老牛，身體壯，吃點兒草就能從早到晚地幹活兒，你們別為我擔心。」現在想來，母親真的很愛我們，可惜她生前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
有時我兀自琢磨為什麼母親從不像二姨或別人的媽媽那樣摟我抱我，親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兒，她甚至羞於對我們說任何表達溫情的話。也許她是職業女性，國家幹部，這麼做會使她感到尷尬？又或者她的兒時別有一段情懷形成她日後剛硬的性格？1960年，母親生了第三個孩子，產婦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雞蛋和魚肉配額。母親不顧自己還在哺乳期，硬是不聲不響地將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們的碗中。幾個月後，母親由於營養嚴重不足，全身水腫，血壓升至二百多，臉色由昔日的紅潤變得蠟黃。用手指在她額頭上壓一壓，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彈不回。見到她的每個人，特別是父親和二姨，都嚇一跳，覺得她的健康大成問題，於是母親被重點照顧。但她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寶、打雞血都無濟於事。她的體質從此再也沒有復元。
父母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躍，這個名字今天聽來著實具有諷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許多城裡人不了解大躍進和饑荒之間的聯繫，了解實情的人又不敢說話，各級地方幹部謊報成績。農民因忙於修水庫或大鍊鋼鐵，很多地方稻穀爛在田裡。不科學的深耕密植破壞了土質。少數幾個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如彭德懷將軍，得罪了毛澤東，不免被罷黜。
結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報紙的宣傳：饑荒是因為天災，再加上蘇修的背信棄義，逼我們還債，但困難是暫時的，有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報上又說：這麼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都沒餓死一個人，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舊社會，還不得餓殍遍野？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別處高些，這些話哄哄北京人還聽不出多大的破綻。至於這個機關，在西北有工作站，那裡的士兵可以開車出去打黃羊，然後用大卡車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給幹部。即便如此，我翻開相冊，仍驚訝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後一下子變得很瘦，我說「驚訝」，是因為我沒有印象當時感到過飢餓。除了母親的自我犧牲，父親也「勒緊褲帶」。作為高幹，父親享受每月多兩斤肉的特權，是謂「肉乾部」；而母親作為普通幹部，每月只得兩斤大豆，是謂「豆兒幹部」。父親的「肉」，有如母親的「豆兒」，最後都進了小煉和我的肚子。
如果說在困難時期父母唯一的辦法就是花錢，那麼二姨，一個舊社會過來的窮寡婦，則遠比他們足智多謀。好幾回，我跟二姨去歷險，我們在黃昏時分偷偷潛出大院，手提包里藏著米袋，到當地農民那裡買黑市米。
我們來到村裡，天色已晚，二姨輕輕敲一扇門，有人從里打開，我們便快步溜進院子，一聲招呼都不打，也沒人發問。人得里院，農民便拿出一袋米給二姨看，二姨將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攤在掌心細細看過，挑出毛病，然後雙方壓低嗓門討價還價。幾個會合，價錢談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最後農民還會從他的園裡給我們弄上些黃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們下次再去光顧。
大人們忙於交易，沒人留心到我。這種方式買東西我以前從來沒見過，平日見到的國營商店都是明碼標價，而這裡則是「漫天要價，落地還錢」，而且二姨對農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們倒似乎越開心。有時二姨會說：「拉倒吧，你開的價兒這麼離譜，我不買了！不買了！」而對方也就作些讓步，於是成交。爭歸爭，不傷和氣，也談不上什麼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樁生意。
我們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長的一段路。儘管我渾身透濕，卻不敢放慢腳步。二姨見狀，便說真高興看我長大，成了她的好幫手。走著走著，她又叮嚀不讓我把剛才看到的事告訴任何人。她的話使我感到責任重大：我當然不會告發她，給她惹麻煩，她是為我們全家著想，甘願冒這個險。我已經10歲了，這些事兒豈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對此也心知肚明，但為了面上的原因，他們還是得對二姨表明立場，指出買黑市米是非法的。作為黨員、國家幹部，他們不贊成這類行為。
「我一不是黨員二不是幹部，」二姨申辯，「覺悟不高，也不怕犯錯誤，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煉吃不飽。再說了，現在機關好多人家都從農民那兒買米，領導不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么？」
這倒是實話，我父母此後也不再提這事兒了。我們的定量一到快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