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1956年從瑞士回國，奶奶終於圓了她的心夢：一家人骨肉團聚，三代同堂。此時，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雖然我不曾見奶奶讀過《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個中三昧。老子主張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說讓世間萬物自由自在，率性發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於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著許多規矩。飯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勢總是不對，手肘不可撐著桌子，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不禮貌，連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聲響。吃飯時我自始至終得端著飯碗，水或飲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湯則必須吃完飯才開始喝。
這些清規戒律使我對姥姥家的飯桌敬而遠之。雖說姥姥做的南方萊大人都讚不絕口，我一小孩，對吃什麼並不在乎。不是說自由最可貴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樂意的話，爬石上樹、搭梯打棗都不成問題。那年國慶節的晚上，小牛、小強和我還獲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門的焰火。
後院的老槐樹，枝椏橫逸。那天晚上掛住了幾頂被西南風吹來的小降落傘，每一頂都有方巾大，還帶了個哨子。對我來說，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我激動萬分，焰火放完了還不肯從房頂下來，希望有更多的降落傘飄來。父母對我頗有溫色，奶奶則一笑置之，說多呆一會不礙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實實在在地感受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暢快。以前我總是形單影隻，現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強和鄰居家的小孩玩兒。那條街上家家的大門白天永遠敞著，孩子們隨時都能東家西家地串門兒。在這種環境里，我的心裡很踏實，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這怕那。
偶爾我父母也會對我發脾氣，他們覺得我太野了。遇到這種場合，大家庭中總會有人出面為我說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風暴雨無須多久就化為和風細雨，然後烏雲四散，我的周圍重又灑滿陽光。
奶奶年事雖高，思想卻開化。比如說，她從不像別的老太太那麼重男輕女。我反倒覺得她對我比對男孩們更疼愛。回想起來，這大概是旗人獨有的傳統，女孩在家中受到優待，因為將來（其實是過去）每個女孩都有人宮的機會，若蒙皇上寵幸，或可成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個女兒家，接她的經驗，中國的女子討生活不容易，將來的日子裡，有的是飛短流長、明槍暗箭在等待著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過得不錯。大人們不論男女，全都參加了工作。新社會，受過良好教育身體又沒有病的年輕人不工作是件丟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蟲，儘管有錢，仍遭社會唾棄。時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嬸嬸總是輕手輕腳第一個起床。她在北京東郊一家紡織廠上班，路上乘車足足得花一小時，她6點半就得出門。
嬸嬸一走，院里又安靜下來，父親、母親和叔叔都還沒醒。他們是夜貓子，清晨睡得正香。掛鐘敲了7下，他們才老大不情願地離開熱被窩。然後我就聽見他們從臉盆架上取下銅盆，到廚房打水洗臉。之後就是嘩嘩的刷牙聲，呼嚕嚕往院子地上噴水。再後來，他們會說太遲了，來不及吃早點了，旋即風也似地衝出門去。
這段時間我醒著，躺著，外面的動靜聲聲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間間只用木板隔開，頂蓬更是紙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這般建造，大概意謂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員之間不應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磚牆是用來隔開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趕時間，起得遲，吃早餐也遲。我們有一整天的空閑玩耍、講故事，那時還沒人聽說過有件東西叫「電視」，所以我們也不感到有什麼缺憾。沒有電視我們已經夠開心夠忙乎的了。
樹上蟬兒在嘶鳴，我們便把猴皮筋用火燒化抹在長竹竿的一頭去粘它們；牆腳有蟋蟀在叫，我們又趕去用水灌人它們藏身的磚縫裡，將其一一逮住。第二進院子里有兩隻大瓦缸，金魚在睡蓮間悠遊穿梭。屋檐下燕子築巢哺養它們的兒女。有時我們從槐樹上採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時我們拿一把楊樹的葉莖，玩拔河比賽。
也有的時候我們會在奶奶的箱子里尋寶。我們翻到的寶貝有：一枚發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樹和五個孩子，奶奶說這叫「五子登科」；一枚銀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嚕梅花；一枚玉墜，碧綠晶瑩，狀如葫蘆；還有珊瑚珠子；墨旋；骨牌；絹花發卡；繡花手絹；長滿鋼銹的古錢；……許多小玩藝兒都有一段故事。奶奶講述這些故事時，時間在不覺中逝去。夕照中大人們一個個下班回家了。
晚上6點半，一家人圍桌團團而坐，端上來的飯菜熱氣騰騰，鮮美可口。菜肴放在飯桌中間，大家用筷子隨意往自己的碗里挾，沒人硬讓誰吃什麼，還說這樣東西吃了對人有好處，也沒人禁止誰在飯桌上說話。既然一大家子好容易坐在一起，很自然他們會談及白天的見聞。即使有人開懷大笑，也不會有失體統，笑一笑，十年少嘛。若人回來晚了——姑姑在醫院脫不開身或嬸嬸誤了一趟車——也不要緊，會給她們留起足量的飯菜，這樣的晚餐每個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飯後，叔叔有時會帶小牛、小強和我去就近的東安市場逛一圈。當時的東安市場內各類私營小店星羅棋布。叔叔偶爾也會解囊，給我們買上點小玩藝兒：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動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幾個錢，我們卻能愛不釋手地玩上好一陣子。
不然我們則會纏著叔叔請他表演武術。叔叔興緻上來，就去打開一口紅漆大木箱，從裡面掏出他的行頭：一把閃亮的鈍劍，一對木製的匕首，一桿紅纓槍，一面畫著笑面虎的盾牌。然後他便擺開陣勢，滿院子轉著，跟無形的敵人打鬥起來。只見他竄高伏低，拳腳並用，還高聲吶喊，一會兒像是躲過對方一刀，一會兒卻又狠狠追殺。我看得大氣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當作故事裡聽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長大後，才知道叔叔的招數全是花拳繡腿，他是個京戲迷，這套武打動作是他從舞台上學來在家裡逗我們小孩子玩的，實戰中根本不管用。
炎熱的夏夜，叔叔的觀眾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納涼的男女老少，大人們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驅汗又驅蚊。嬸嬸是唯一不出來納涼的，她喜歡呆在屋裡自己做衣服。那時她新買了一架縫紉機，晚飯一結束，縫紉機便像蜜蜂似地嗡嗡響起。夜深了，我隨著它安穩的節奏入睡，就像以前無數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紡車聲中沉入甜蜜的夢鄉一樣。
在我眼中，嬸嬸是當時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條，穿著入時，鵝蛋臉沒一絲皺紋，眼裡總是漾著笑。時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但在現實中，自從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嬸嬸的笑容就永遠消失了。
那一年，幾十萬學者和幹部被打成右派。運動伊始，黨號召人民給各級領導提出意見，幫助他們發現和改正錯誤，然而時日無多，政治風向很快變了，那些聽黨的話站出來提意見的人成了階級敵人，他們善意的批評頓時變作「惡毒攻擊」的鐵證。可笑的是叔叔連批評領導這件事都沒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會做人。
「文革」中間，姑姑看我已經懂事，才關起門來悄悄告訴我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國民航做會計，他的幾個上司利用職權，帶家人乘飛機去外地度假，讓叔叔報銷差旅費。叔叔不給報，說這有悻於領導自己制定的規章制度。
這一來可得罪人了。幾個領導自己掏錢不算，還丟了面子，因為叔叔在大庭廣眾中拒絕他們。有道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幫傢伙從此對叔叔懷恨在心，而叔叔對此卻毫無防範。他當時問心無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這件事忘了個乾淨。
反右運動終於讓這些領導得到了報復的機會。他們大權在握，定一份本單位的右派名單真可謂易如反掌。叔叔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儘管他一句右派言論都沒有。根據當時的理論，既然叔叔是資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情緒，意識到也罷，意識不到也罷。
誰也不敢對這一理論說半個「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領導手裡還有不少右派帽子等著出送。整個運動過程中，叔叔始終沒有一點機會為自己辯護，更談不上找地方申訴，控告那幾個領導的行徑。就這樣，雖然我兒時見叔叔舞刀弄槍，覺得他英勇善戰，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輪政治鬥爭中就一敗塗地，20餘年不得翻身。
父親和姑姑則比較幸運。父親是老革命，政治經驗頗多。在晉察冀，他就聽到不少關於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運動中父親小心謹慎，三思而後言。姑姑則性格內斂，秉承了奶奶與人為善的脾性，不見圭角，在單位里人緣很好。
當年我對叔叔政治上的麻煩一無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蹤影全無，母親說叔叔是去一個鹽場「勞動改造」。勞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