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夢，誰能不想起那夢蝶的莊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風，遊戲花叢，飲漿吸露，憩息於綠葉之下，其樂也融融。俄然醒來，依舊是庄生，身著青衫，頭戴方巾，冥坐書齋，神遊北海，玄想天地萬物之本性，自問「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我回頭打量自己走過的人生路，亦不免時時陷入迷茫。記憶中的景象歷歷如新，卻是連貫不起。昨日的我，何者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內瓦湖畔有個黑眼睛黑頭髮的中國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離跟隨其後。一襲粉紅色的紗裙，白色皮鞋，漂亮的髮夾，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遊客嘖嘖讚歎，一個個將她攝人鏡頭。
1966年她是一名叱吒風雲的紅衛兵，跳上火車，南下千里去廣州傳播文化革命的火種。她曾當面批評省委第一書記是資本主義的保護傘，眼見豆大的汗珠從這位高級幹部的腦門上滲出、滾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戰友們一紙通令，如颶風席捲，全市幾千家私營小店頓時關門。
70年代初她又變作養豬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強壯，頭髮焦黃像晚秋的乾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說話高聲大嗓，最愛就是和著生蒜吃狗肉，連於數杯烈酒而面不改色。雖然衣服和鞋子又臟又臭，她乾的活兒卻乾淨利索，而她也弓似為榮。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並取得了終身職位。她的愛好是聽古典音樂，寫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國人眼裡，她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在中國朋友看來，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懷疑她是個女權主義者，蓋因她過分獨立。離婚之後，她並不急於再嫁，而是自己撫養兒子，廣交朋友，生活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許多人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以上這幾張肖像畫的可能是同一個人么？這個人難道是我么？這些圖畫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場的我呢？有時我簡直懷疑自己的記憶。然而我清楚記得，早在少年時代就分明感到，我這個人天生矛盾重重，將來肯定不會一帆風順。
我於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親40年代就離開輔仁大學跑到晉察冀去參加革命；母親在4D年代末畢業於燕京大學，那時她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也是滿腔熱情。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她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實現男女平等，讓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發展經濟，控制通貨膨脹，解決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因為這個黨的幹部都那麼廉潔奉公，朝氣蓬勃，跟腐敗、專制的國民黨真有天淵之別。
我小的時候，大人總愛說我們這一代最幸運，因為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卻有些不同。我的確生在新中國，但剛一歲，父母就把我帶去了瑞士。我也是長在紅旗下，卻不是革命的五星紅旗，而是紅底白十字的瑞士國旗。這也許是我日後顛顛倒倒，命運多舛的濫觴。
在瑞士我們住過伯爾尼和日內瓦，均為恬靜舒適之地。那時家裡有4口人：父親、母親、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見到父母，他們都在中國領館忙於工作。一清早他們就匆匆離開，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會議、宴請使他們一樣難以脫身。等他們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親會睡到中午，而父親更要睡到下午兩點左右。那些年，只有親愛的老二姨從早到晚陪伴著我。
後來我才知道二姨並不是我家親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請了來。從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從醫院回家的當日，母親就把我交給她了。此後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給我餵奶、洗澡，把我抱在懷裡輕搖，我在她呢喃的曲調中入睡。我兒時的記憶充滿二姨的音容笑貌。母親生下我不到一個月即飛回瑞士繼續工作了。至於父親，等到他回國述職第一次見到我時，我已快滿一歲了。後來父親給我在北京過了周歲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帶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親便說：「現在新中國人人平等，今後咱們在一塊兒生活，就是一家人，讓我們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這樣，我學會了叫二姨。對我說來，二姨兩個字真比父母加起來還親。而二姨也把我當成她自己的女兒，5年、10年過去了，漸漸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親生女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麼時候才發覺我和二姨之間竟變得如此難捨難分；也不知道他們發覺後作何感想：他們獻身革命，多年來勤於職守，到頭來卻讓一位保姆贏得了他們唯一愛女的心。
當然也不能說我不愛父母；我愛他們。不過這種愛是理性的愛，跟我和二姨血脈相連、魂魄相依的關係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假如一人在千里萬里之外橫遭不測，另一個人立刻會覺察一種不祥之兆，變得心神不定，惡夢纏身。這種預感難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應驗。而我母親1976年猝死，我卻並無預感，直到第二天父親拍電報來，才得知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學，才發現我對二姨的依戀不是個別現象。我就讀的西苑小學中有不少高幹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們對保姆、阿姨，對奶奶。姥姥的感情遠勝過父母。有時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趕出家門。也有些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這些人後來不少得益匪淺：「文革」中父母受牽連的，孩子卻讓好心的保姆帶回家中當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撫養長大。
二姨對我的寵愛使她盲目，對我的一切缺點視而不見，總覺得天底下誰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煉當然也挺棒，但說來說去，最聰明最漂亮心腸最好的是我，永遠是我。我的一切所為，無一不使二姨容光煥發地為我驕傲。據她說，我記事特早。可這些早年的記憶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懸浮在我的腦海中，像散落的島嶼，其間聯繫被忘泉之水淹沒，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為我補充並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
在涼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閃現的是我們在伯爾尼的公寓。晨光透過大扇的玻璃門窗長驅直入，我一睜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溫馨。見我醒來，二姨臉上綻開溫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層層細密的魚尾紋。我知道她一會兒就會去附近的法國麵包房買我愛吃的「小老鼠麵包」了。
她出門那短短几分鐘是我一天中最興奮的時刻，我想方設法找地方藏起來，藏在衣櫃里、陽台上或哪扇門後，等著二姨回家把我找出來。剩下的時間就沒有什麼好玩的了，我雖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繞著房間跑的小火車……，但問題是沒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時間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鄰居，但我父母從不和他們來往。是外事紀律不允許，還是當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總之我童年幾乎沒有朋友。於是，孤獨的種子早早在我心裡生了根，日後那幼苗破土而出，長勢兇猛，任我怎樣奮力鋤砍仍枝繁葉茂，終成參天大樹。多少年，我曾為此煩惱、自責。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樹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綠蔭下逍遙自得，修身養性，遠離塵世的去來紛爭，忘卻那錯綜複雜的人情恩怨。
其實撇開孤獨不論，我的童年不可謂不快樂。父母和二姨都愛我，我也愛他們，特別是二姨。那時二姨已年近半百，鬢邊有幾縷銀絲夾雜在滿頭黑髮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邊瞧她梳頭、抹頭油，她的頭油帶著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頭油她便開始盤頭，髮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個細細的小網，看著真是又典雅，又古樸。二姨說，自打她出嫁，她就梳這樣的髮式，已經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著也很傳統。在我記憶中，似乎總是一襲棉布旗袍，有時銀灰色有時深藍色，因她親手剪裁，極其合體。在瑞士5年，她對歐洲的時裝無動於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這也還是我父母送給她的禮物。
像大多數舊式女子一樣，二姨沒上過一天學。她來我家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她卻有一肚子故事，講也講不完。有些故事是她聽戲劇聽來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傳下來的。我從二姨的這些故事中得知遠隔重洋的中國是我們祖輩居住的地方：那兒農民和他們的老牛親如一家；書生們要進京趕考，考中了狀元可以招駙馬；皇帝出行要用黃土鋪路；一般人家逢年過節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賢孫有蒼天保佑，做了壞事要遭報應。
我百聽不厭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記得真切，二姨怎樣繪聲繪色講這個故事：
「從前呀，大山裡住著一隻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裡住著娘兒倆：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媽媽。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裡見了這個小姑娘，看上了她。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陣狂風，一時間颳得到處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村裡人眼睛都睜不開，這會兒功夫，老猴子精捲起小姑娘，騰雲駕霧，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窩。」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給它，小姑娘不答應，說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氣了，他把小姑娘關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