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都存在決定命運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紡車邊、一邊紡織命運絲線一邊咕咕噥噥、淺吟低唱的命運三女神 選中；或者，可能由雖然運轉緩慢，但無時無刻不在轉動的上帝的命運之輪決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經降臨，我們卻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後回想才有所察覺。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麼一天。而如果結果令人悲傷，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會發現任何事都會傷人，並且是無謂的傷害，因為事到如今，塵埃落定，什麼都改變不了。
我發覺這裡存在邏輯解釋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義。當然，這一觀點會引來時髦的驅魔人或拿著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恥笑，而那些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及社會工作者會用獨特的專業術語告訴你，他們相信有辦法控制決定時間、地點、事件——每個人必然面對的那一天——的背後力量。但他們都錯了。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也都是事後才明白。
具體到這起案子——「案子」這個詞用在這裡十分恰當——是關於一個我三十五年未見的男人被謀殺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裡的某一天——確切地說，是一九三二年夏日裡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魯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後我們便各奔東西，從此沒再見過面。
那時我們都才十二歲，我會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是因為第二天我們全家就搬去曼哈頓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後我仍清楚地記得道別時的場景，以及最後說的話。現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個男孩的「命運日」。生死之際，正如人們常說的——儘管那枚要命的子彈三十五年後才爆炸。
我是從報紙的頭版頭條得知這起謀殺案的，當時我妻子正一邊看那份報紙一邊吃早餐。她舉著報紙，儘管有部分摺疊，但沒遮住頭版刊登的噁心照片，我看見了，一個男人倒在車內駕駛座上，滿臉鮮血，雙目圓睜，嘴巴微張，保留著與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爭時的樣子。
這幅照片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聳人聽聞的標題——球拍店老闆遭槍擊身亡——也一樣。實際上，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時候是不是該看些更讓人開心的。
接著，我的視線被圖片下方的說明文字吸引，驚訝得差點兒把咖啡杯扔了。報道稱，死者名叫伊格內斯·科瓦奇，布魯克林區一家球拍店的老闆，昨晚……
我從妻子手中搶過報紙，貼近研究那張照片，妻子驚恐地看著我。不會有錯的。儘管我上次見到伊格內斯·科瓦奇還是小時候，儘管照片里的他變成了一團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無疑問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邊的坐椅上似乎放著一袋高爾夫球杆，這些高爾夫球杆將我的記憶帶回到曾經。
妻子的聲音又將我喚回現實。「哦，」她溫柔地抗議道，「我正看一篇有關沃爾特·溫切爾 的報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報紙還給她。「抱歉，看到這張照片讓我大受打擊。我認識他。」
她的雙眼因為感興趣而亮了起來，發現自己身處——哪怕只是間接關係——某件醜聞的中心。「真的嗎？什麼時候的事？」
「哦，在我們一家還住在布魯克林的時候。我們是一起長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習慣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時候還和問題兒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麼問題兒童。事實上——」
「別這麼較真嘛。」她不在意地沖我溫柔一笑，又回到有關沃爾特·溫切爾的報道上去了，很明顯，那篇報道比我說的話更新鮮刺激。「不管怎樣，」她說，「我不會太在意那件事的，親愛的，畢竟已經過去好多年了。」
確實過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馬路上踢球的時代；一九三二年，布魯克林的郊區很少能看到汽車。而貝斯海灘，我們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區中的郊區。對面是格雷夫森德灣，乘電車往東幾分鐘就是科尼島，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爾夫球場更是只要往西步行幾分鐘就到了，這幾處之間都隔著還沒被房地產開發商發現的荒蕪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說，你可以放心大膽地在大街上踢球，絲毫不用害怕汽車。黃昏降臨時，你可以看著街兩邊的煤油燈依次點亮，或者躲在位於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後面，運氣好的話，就能看到消防車拉響高聲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對準著火點，從碾壓輪噴嘴中噴出水柱。又或者，運氣好的時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著驕傲地划過天際的雙翼飛機奔跑。
這些都是我夏日裡的活動，和伊格內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鄰居。他家是一幢兩層樓的木屋，外牆刷著樸素的油漆，和我家差不多。貝斯海灘的大部分房子都這個樣，房前有個小花園，房後有個小院子。在我們這個街區唯獨一幢例外，位於街角，外形招搖，屬於新搬來的羅斯先生。那幢房子很大且外牆刷著白漿，簡直是幢大樓，四周是寬闊的草坪，車道盡頭是刷了白漿的可容下兩輛車的車庫。
那條車道引發了我和伊格 的無限遐思。上面不時停著羅斯先生的轎車，一輛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著我們。那輛車不單遠看漂亮極了，走近看更是壯觀得如同火車頭，即便只是靜靜地停在那兒，也能讓我們感受到雷鳴般的震撼。後車座外有兩個踏腳板，一上一下，方便上車。說實話，就我們所知，這附近還沒有哪輛車像派克這麼氣派。
因此，一旦發現它停在車道上，我們就悄悄靠過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覺地爬上踏腳板。但我們從未得逞。車邊總有人看著，不是羅斯先生本人就是車庫另一邊的住戶。每次都是順著車道走不到幾碼，房子里或車庫裡的人就會推開一扇窗，接著就是嘶吼般的威脅。把我們嚇得轉身就逃，爭先恐後地跑出車道，才能逃離他們的視線。
這種事我們不常做。第一次看到這輛車時我們正在散步，發現它純屬偶然。加上本能地認為鄰居們都是好人，因此一開始沒能聽懂那些恐嚇的話。我們就站在原地，驚恐地看著羅斯先生，直到他突然從窗邊消失，接著出現在我們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試圖掙脫但徒勞無功。「放開我！」他恐懼地高聲尖叫，「我們什麼都沒做！放開我，否則我會去告訴我爸爸，那你可就慘了！」
羅斯先生似乎不以為然。他不停搖晃著伊格——這並不難辦到，在同齡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則站在原地，彷彿腳下生了根，移動不了分毫。
附近確實住著幾個暴躁的鄰居，如果我們在他們的房子前面弄出點雜訊，他們就會把我們趕走，但從來沒有人像羅斯先生這樣對待我們。事發時我曾猜測過，大概因為剛來此地，他還不知道這兒的人的行事習慣。如今回想，我認為事實八成就是這樣的。然而無論具體原因是什麼，這場風波都足夠把伊格嚇得又哭又叫，同時提醒我們以後再靠近派克時要小心謹慎。但車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懾於羅斯先生的恐怖威脅，我們倆就像兩隻兔子，在狩獵期橫衝直撞。還好幸運女神大部分時候都站在我們這邊。
我不希望這些往事給大家留下我們倆曾是壞孩子的印象。對我來說，法律條款非常重要，並且很年輕時就明白對善良、愛好和平，同時腿腳不那麼靈光的人——這三點在我身上都有著誇張的體現——來說，最好的生存法則是不越雷池半步。而伊格的缺點是容易衝動、行事魯莽。他就像水銀一樣不穩定，不安分，愛搞惡作劇。
那時流行每周最後一天老師對每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估，然後根據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現最好的學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類推。我認為據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這個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學生頂多移動一排；伊格則要麼衝到第一排，要麼淪為羞恥的第六排，然後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頂峰，回到第一排。很明顯，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兒子這種糟糕的情況後採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體上的懲罰。我曾問過伊格，他說：「不，他沒打我，只對我說別犯傻這類的話，還有，嗯——你知道的——」
我確實知道，因為我猜伊格對父親科瓦奇先生的態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熱的英雄崇拜。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親都「在城裡工作」——貝斯海灘居民特有的說法，這意味著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車站，乘坐布魯克林—曼哈頓列車前往位於曼哈頓的辦公室。科瓦奇先生是個例外，他是貝斯大街有軌電車上的售票員，體型魁梧，鑲有銅扣的藍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軀體孔武有力。跑貝斯大街線的車都沒有側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員必須穿梭於支在車外的狹窄平台來收取車資。在我們看來，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與之一較高低的，只有以前繞著康尼島旋轉木馬賣票的那個人了。
另一個原因是，大部分父親——至少到我現在這個歲數時——都不怎麼運動了，而科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