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毛澤東要陳銘樞給司徒雷登捎話，張治中主張在外交策略上蘇美並重，毛澤東說要為此辯論一百年，毛澤東作出決策，明確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1949年6月15日——6月30日，香山——中南海
毛澤東要司徒雷登讀一讀他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小車駛出逶迤的山道，在進北平城的馬路上揚起了塵土。他真還有點捨不得這兒，回頭望了望青峰疊翠的香山。他乘坐的這輛黑色防彈小轎車，是陳毅讓三野部隊從山東運來的戰利品，據說是去年在濟南戰役中繳獲的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的座車。
6月15日下午，他離開雙清別墅，到中南海去開會。新中國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協籌備會議預定這天晚上7時30分在勤政殿開幕，會要開一段時間。他除了參加開會，還要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眾多代表見面、談話，洽商建國大事。他就只好住在勤政殿旁邊的豐澤園了。往常他進城去，只是午間在豐澤園裡休息而已。
從3月25日到北平，黨中央駐在香山，他掐指算來，只差10天就滿三個月了。在這短短三個月里，形勢又有了迅猛的發展，百萬大軍渡過了長江，接著又連續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漢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軍正在江南前線乘勝追擊。新政協籌備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形勢發展雖快，但局面卻極為錯綜複雜。2月初，斯大林雖然派了米高揚來訪問西柏坡，同我領導人會談；但與此同時，蘇聯駐華大使那些天正隨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搬家遷往廣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發來電報，勸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輕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國干涉。在佔領南京後，蘇聯各主要報紙雖然都加強了對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宣傳報道，但蘇聯政府隨即又同國民黨政權就「延長合辦中蘇航空公司」開始談判，羅申大使仍繼續留在廣州。
他對此是不滿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後，他滿含激情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就隱有所指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會見戴高樂總統的代表、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時，還曾提起渡江前的這些往事。
與此同時，還在南京解放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到處找中國共產黨人拉關係；南京解放後，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駐華大使又繼續留在南京觀望。這些情況，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慮。本來，在3月初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在報告中對於帝國主義是否會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作出過基本估計：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因此，「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但是，根據這些新情況，如果能夠通過外交渠道制止美國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國政府採取接受現實的立場，拋棄眾叛親離、腐朽不堪的國民黨政權，承認新中國，那將極大地有利於中國革命與中國人民。因此，他與黨中央除了從最壞的角度對美國可能的出兵干涉與外交不承認充分考慮在內之外，也採取了靈活、積極的態度。4月28日，他致電渡江前線總前委和華東局負責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這樣，就發生了黃華與司徒雷登在南京的非正式接觸。為此，他日前剛剛同意通過燕大校長陸志韋出面邀請司徒雷登北行訪問燕大，他也準備在北平見一見這個原美國駐華大使。
因此，在準備今晚新政協籌備會議的講話稿時，他寫了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部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不論他們還要如何繼續反對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總是有辦法取得最後勝利的。
同時……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複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後來，在新政協籌備會議期間，上海來的陳銘樞捎來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時，他就特別囑咐這位與司徒有來往的陳銘樞先生，捎話給司徒雷登先生，請其認真讀一讀他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想起了對張治中說的，要進行一百年的辯論
6月下旬的一天，在豐澤園的菊香書屋，他送走了陳銘樞之後，已是深夜。
他詳細看了陳銘樞捎來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擬的五點意見和所附的四份文件。總的印象是，還是帝國主義的腔調，還是帝國主義的嘴臉，還是蔑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態度。他進而聯想起南京市委發來的6月6日司徒雷登與黃華第二次見面談話時所說的：只有在新中國不和蘇聯結盟的情況下，美國才會承認一個共產黨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當然不會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維就特別活躍，司徒的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張治中。
他在這次新政協籌備會議上，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兩三天前的一個下午，在醞釀和討論國號的時候，為廣泛徵求意見，他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請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了。他讓工作人員把籌委會上的專家們的意見介紹給與會各位，然後，他代表中央提出說，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徵詢大家意見。
這時，張治中說有不同的意見。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複呢？我提議去掉那兩個字，不如乾脆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聽了，覺得張的話頗有道理，「共和」者，其含義為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國家元首和國家權力機關的一種政治制度，的確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於是，他在會上建議大家採用。經過眾人反覆討論，終於決定了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採用這個國名。
他很器重張治中的意見。張治中，字文白，曾三到延安，在重慶談判中，張讓出官邸給他住，又負責護送他回延安。張治中有學問，有頭腦，善思考，讀過很多書。他曾勸一個青年讀書，說人家國民黨的張治中年輕的時候還讀了十年線裝書哪。這次國共和談夭折，他就對周恩來說，文白先生要走的話，可以送去香港或者蘭州（當時張治中還任國民黨政府的西北地區行政長官）。後來，張治中決定留下來。周恩來也把張治中的家屬接到北平來了。他很歡迎張治中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籌建工作。
他想起了和談期間，4月8日，他曾請張治中來香山見面談話。那次，連談話帶吃飯進行了三個鐘頭。張治中胸懷坦蕩，對國家大事有話直說，就新中國的對外方針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張治中在國民黨中被認為是左派，是主張國民黨在聯美之外，也要聯蘇聯共的。此時，張治中認為，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之外，在對外方針上也犯了嚴重錯誤，就是長期以來推行一條親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張主張，今後新中國要實行蘇美並重的新政策。
他問張治中，具體怎麼解釋？
張說，就是親美也親蘇，不反美也不反蘇，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以親美又親蘇的美蘇並重政策來消除美蘇的對立，促進美蘇合作，使中國成為美蘇關係的橋樑。這對中國有利，對美蘇有利，對世界和平也有利。單就從軍事觀點來說，如果在美蘇對立之間中國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聯合美國對付蘇聯，則美國為了支援中國，就會派部隊越過太平洋到中國來，這樣，中國就成了美國的負擔。反之，如果中國要是聯合蘇聯對美國作戰，蘇軍也會從西伯利亞過來支援中國，不僅中國成為蘇聯的負擔，且使蘇聯陷於歐亞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
因此，張治中說：「在亞洲，中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的世界是美蘇兩雄爭長，中國在中間舉足輕重，是兩雄爭取的對象。中國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佔優勢。我們要好好地利用、珍視這一點。」
他已經聽周恩來談過張治中這些觀點了，這次他是親自聽張治中面述。這些觀點使他很感興趣。
張治中在4月8日這次見面中，對新中國的對外方針還作了進一步闡述。據張治中當年的秘書余湛邦在回憶文章《「一邊倒」爭論的來龍去脈》一文中記述，「事後，張曾詳細地從頭到尾告訴了我，我作了速記，並整理成文字」。該文回憶說：
概括起來，張治中在談話中提出了以下幾點：
（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國民黨政權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親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