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將軍捨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終於實現了。蔣介石放棄執行十年的剿共內戰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戰圖存的熱浪席捲神州
★張、楊將軍所期待的國共合作的局面終於出現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集中國力，投入正面戰場；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馳騁敵後，開闢敵後戰場。兩大戰場互相配合，互相策應，對日軍構成夾擊之勢。中國的抗戰為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那段歷史雖已漸漸遠去，但那段歷史卻越來越清晰。我們會發現以西安事變為轉換樞紐。中國的軌跡、民族的命運的確開始轉變，而我們也就會承認：1936年近代中國的歷史確曾在這裡拐彎，西安事變也終將以獨特的歷史貢獻而載入中華民族的千秋史冊
西安事變結束後不到半年，以七七事變為標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了。這次事變與6年前的九一八事變相比，有許多歷史背景是相同的，比如，入侵的借口都是無故挑釁，採取的手段也都是突然襲擊、不宣而戰。所不同的是，這次事變發生前，中國國內已發生極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而在這一政策影響和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旨在抗日救亡的西安事變也已獲得和平解決，國共再次合作、舉國抵禦外侮的國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日本帝國主義僅稍微開動其戰爭機器即可輕易侵佔大片中國領土的氣勢已一去不復返了。而西安事變期間經歷50多天是繼續「剿共」內戰，還是團結抗日的嚴重鬥爭，最終促使國民黨及其執掌的位居中樞地位的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了重大的政策轉變，結束了持續十年的「剿共」內戰，實行了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新政策。這一不同點，使中國政府在日本的武力侵略面前開始採取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向對日奉行退讓政策的南京國民政府，此次態度十分鮮明地表示：全力抗戰，以戰圖存。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鮮明的應戰姿態不僅一掃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侮每每逆來順受的屈辱形象，而且博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同情和支持，為中國在「二戰」爆發後成為四大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奠定了基礎。
西安事變的歷史貢獻在於，它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時刻，實現了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為中華民族解救危亡和實現復興，打下了一個基礎；它促使國民黨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改變了對日妥協的既定國策，改為致力國內實現和平、決意抵抗外侮、奮起抗日的路線；它促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思維，同意著手改善國共兩黨關係，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的影響是深遠的。西安事變後，它的這些重要的歷史作用，逐漸地顯現出來……
★張、楊將軍捨身追求的一致共御外侮的理想終於實現了。蔣介石放棄執行十年的剿共內戰政策，奉行抗日新政。抗日救亡、以戰圖存的熱浪席捲神州
七七事變爆發那天，蔣介石正在廬山。那裡風景秀麗，清爽宜人。尤其夏天，它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是避暑的好去處，因而南京政要每年夏天都到這裡辦公和避暑。此時，蔣介石已經沒有了這些雅興，南京呈報過來的「特急電報」，報告了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的一切。
與6年前的九一八事變相比，蔣介石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那時，他給張學良的命令是：「不抵抗！」今次，他在當天即致電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接著，他急電在重慶主持川康整軍會議的何應欽：立即回京，聯合軍委會參謀總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謀院院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及所有軍事機關長官，組成軍事統帥部會議，決定應對策略。
他還雪花般地向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40軍軍長龐炳勛、85師師長高桂滋發去急電，命令他們各率所部向石家莊集結。
7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訓練班開學典禮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部署發動舉國一致的救亡復興的「建國運動」。他指出：「所謂建國訓練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要訓練我們如何盡量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給國家，如何用我們的血汗來培養並充實救國的力量，以突破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洗刷國家近百年來所蒙受的一切奇恥大辱，使我們的國家能夠真正自由獨立強盛起來，再扼要地說一句，這一次，就是國家爭自由、民族爭生存最後戰鬥的訓練。」
這次講話，蔣介石雖然點明對日問題及其對盧溝橋事件的態度，但是受訓的文武官員們還是感覺耳目一新，預感到時局將發生重大的變化。
兩天後，日本政府召開了五相會議，作出了出兵華北的決定，當天即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這一聲明，宣布了日本已實行戰爭體制，公開宣示由兩天前盧溝橋事變引發的中日戰事已經成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
南京國民政府同日作出應對，進行軍事部署。此時，中國可用於國防的戰爭儲備物資，彈藥只能供20個師作戰3個月，糧秣只能供50萬人、10萬匹馬用1個月。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裝就緒，雖有200架飛機可用於一線作戰，但相當部分性能較差，備件不足，且在中國北方就空軍作戰所需而言，無論燃料、炸彈還是機場，均嫌準備不足。
為確保戰爭的需要，蔣介石就全面抗戰事宜採取了三項緊急措施：（一）編組戰鬥部隊，第一線為100個師；預備軍為80個師，7月底以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二）將可供6個月用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三）準備後備兵員100人，軍馬50萬匹和6個月的軍糧。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發布了軍隊總動員令和軍事徵用令。全國軍隊統一配置，分別調集陝、豫、鄂、皖、蘇各省有關部隊，向隴海、平漢路沿線集結，並徵用平漢、隴海和津浦3條鐵路線上的列車。同時嚴令宋哲元：不可放棄盧溝橋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談判以求緩和也須作抗戰之準備。如29軍需要彈藥和物資，南京可以源源補充。還著手在石家莊設置行營，在保定設置前線總指揮部，做全面抵抗的準備。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談話，對中外公開宣示南京國民政府和他本人的抗戰決心。蔣介石說：
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2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民族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只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搏得最後的勝利。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尚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整個國家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須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