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挾兩廣歸服之威，舉兵三十個師入陝，拉開了脅迫張、楊所部展開新一輪「剿共」的序幕
★蔣介石的剿共計畫遭到張、楊的抵制，但張、楊也難以說服蔣氏改變方針，雙方都在試圖用自己的力量影響和改變對方
★蔣介石的頑固不化，考驗著張學良的執著；張學良不間斷的苦諫、哭諫，寄望於最後一刻能感化蔣介石，蔣、張二人的是非判斷針鋒相對誰都不肯讓步
★張、楊被逼無奈籌劃「捉蔣」，蔣介石恨張「不可救藥」，決定將張撤職他調。西安城風雨欲來，險情一觸即發
蔣介石是個言而無信的人。對他來說，需要決定一切。這一點，在1936年夏秋，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兩廣事變」發生的時候，為了集中全力對付廣東的陳濟棠，他公開發布「維持廣西現狀」的命令以拉攏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擺平」廣東之後，卻馬上變臉，意欲即刻蕩平廣西。
當需要蘇聯支持的時候，可以主動向蘇聯示好，並採取措施與國內的共產黨溝通聯絡，而當他化險為夷從「兩廣事變」中解脫抽身以後，立刻又大兵壓境陝西，以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為最高目標。
★蔣介石挾兩廣歸服之威。舉兵三十個師入陝。拉開了脅迫張、楊所部展開新一輪「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發表和平通電為標誌，歷時4個月的兩廣事變宣告和平解決。
此時，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實現大聯合（以與駐陝的楊虎城部17路軍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為標誌）剛剛一周，而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也即將結束長征抵達陝北實現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
此時，也正值日本加緊策動偽蒙軍人侵綏東，妄圖實現其侵佔寧夏、甘肅，切斷中、蘇聯繫的戰略企圖。就在這個月的13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了7項苛刻條件：（1）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2）政治、軍事各機關聘用日本顧問；（3）開通福岡一上海間航空聯絡；（4）締結日中關稅協定並降低稅率；（5）在華北設立特種制度；（6）引渡「不法」（朝）鮮人；（7）成都開埠、日中合作開發四川經濟。並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別由行政院長向各部、各省主席，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向陸、海、空各機關，由國民黨中常會副主席向各黨部機關發布，上述命令要在報紙上連日刊登，由蔣介石親自向全國廣播。
20日，日本外務省又出台四項具體要求：一、創立緩衝區域，包括冀、察、晉、魯、綏五省。南京國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內，仍保留其領土宗主權，其他權利、義務（如官吏任免、賦稅徵收及軍事管理等）統須移交當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時機，設法解決中日交通合同，特別是航空問題；三、中國對九一八事變後加於日貨的關稅，實行根本修改；四、中國應盡量聘日本顧問。
無論日方的條件是怎樣的蠻橫無理和令人屈辱，蔣介石為了專心實施其「剿共」大計，仍是沿用過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應付。他在10月7日會見日方代表川樾時簡直是在乞求對方，說什麼：「中日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長協商。」 因為，蔣介石此時所關心的是怎樣才能剿滅立足陝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還是在9月上旬，廣西問題和解剛有轉機，蔣介石就急調胡宗南的第1軍由湖南兼程北進，企圖搶佔西蘭公路的靜寧、會寧、定西地段，隔斷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合的通路。蔣介石同時命令位於定西、隴西和武山地區的毛炳文第37軍，位於天水、泰安、武都地區的王均第3軍，阻止紅二、四方面軍北進；命令寧夏的馬鴻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國、馬鴻賓部，南北推進，夾擊清水河以西的紅一方面軍主力。
為此，蔣介石加緊進行戰爭準備。10月17日，他把駐守北方的軍事將領，包括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徐世昌、陝西的楊虎城、華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遠等召至杭州舉行軍事會議，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著，他又親赴山東，對韓復榘進行安撫，在得到韓復榘「一切聽命於中央」的表示後，即於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齡飛抵西安，親自督陣「剿共」。
是什麼原因導致蔣介石剛剛啟動聯共抗日談判，就又推行與其南轅北轍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實，蔣介石滅共的「決心」從來就沒有動搖過，只不過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打亂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導致的大變動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與東北軍、17路軍實現抗日大聯合的前景，著實使蔣介石感到震驚，他認為再不動手，西北就會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到那時，「消滅共產黨」將會更加困難，這是他所不能允許的。
此時，蔣介石對西北的看法，有一點是看到了本質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聯合，標誌著張、楊開始徹底背離他手定的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在他看來，他與張、楊之間的分歧已經不是政見之爭，而是對他個人的忠誠還是背叛之爭。這就必然導致西北抗日大聯合形成以後，張、楊與蔣介石的矛盾勢將進一步激化。
首先是對「《活路》事件」，張、楊對抗了蔣的處理方式。
1936年4月，東北軍和17路軍的地下黨員高崇民、栗又文、孫達生（王以哲的秘書）等，在劉瀾波的領導下，編印了一本名為《活路》的小冊子，提出「聯共、抗日、擁張」的口號，回答了如何認識西北的有利形勢，開展抗日活動；如何解決抗日經費和發動民眾；如何培養抗日幹部和壯大抗日力量，以及東北軍的整頓等問題。文稿寫成後專門請張學良看過，楊虎城對編印這一宣傳物的事也極為讚賞，並答應由17路軍印刷廠承擔印裝任務。
《活路》散發以後，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們懷疑《活路》出自17路軍參議郭增愷之筆，便秘密將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的郭增愷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審問出什麼結果來的。於是，特務們又折回西安，從張、楊身邊人中開始重新調查。
這次找到了《活路》的主編之一高崇民。但在張學良得知情況後即把高保護起來，待蔣介石的親信、「西北總部」二處處長江雄風向張學良出示蔣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時，張學良擺出毫不知情的樣子，馬上表態，立即配合抓人，並下令他的衛隊長：「派一個連隨江雄風抓高崇民。」
雖然興師動眾，但最終連高崇民的影子也沒有發現。
這件事，蔣介石雖未抓到張學良什麼把柄，但卻由此嗅到張學良身邊有共產黨的氣息。
蔣介石為了警示張學良與共產黨聯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書宋黎，這又引發了另一個公然對抗南京當局的「艷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這樣的。張學良在尋找共產黨、欲聯共抗日時，曾邀請東北大學派代表來西安。東北大學所派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員宋黎，宋獲接見後被張學良留在身邊做了秘書。其後即在張學良的掩護下，在西安從事公開和秘密的抗日活動。他以全國學聯代表的名義，推動西安的抗日救亡運動，並成為西安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還在西安總部和東北軍、17路軍中開展活動，並曾應楊虎城之邀在西安綏靖公署舉行的紀念大會上作抗日救亡的報告。
宋黎的行動很快被國民黨特務所偵知。1936年7月，宋黎從多方面獲悉他的活動已經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因為他和另一名東北學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飯店，經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後轉來轉去，甚至有時進屋偷偷翻檢東西。宋黎立刻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上級黨組織，建議做應變準備。上級黨組織派人向張學良提出：你的兩名學生在西安宣傳抗日很不安全，建議將這兩人送往蘇區。但張學良沒有同意。他認為以他的地位保護一兩個學生不會成為問題。
但問題還是發生了。8月29日，國民黨特務終於動手，在宋黎的住所將其逮捕。張學良得知情況後，異常生氣：「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他果斷決定採取軍事行動，調動東北軍城外一個團急行軍入城，宣布全城戒嚴。
這麼大的舉動，自然地驚動了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張一見邵力子就憤怒地拍了桌子說：「我是國民黨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總司令，是代表蔣委員長的。省黨部這些人為什麼這樣藐視我，敢於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產黨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如此膽大妄為，是何居心？」
邵力子從未見張學良發過這麼大脾氣，也沒有見過張學良對他這樣不客氣。於是就連忙用溫和的語氣說：「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這件事我不清楚。我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報告。」
邵力子辭去後，張學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師副師長譚海率衛隊營前去查抄省黨部。他們救出了正在省黨部受刑訊的東北大學的學生代表宋黎和馬紹周，查抄了特務的電台、密碼和檔案，其中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