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環顧西北國共兩軍的戰略態勢，分析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的政治態度，中國共產黨決定把統戰重點鎖定於節制陝甘寧青四省軍政並支持抗日的愛國將領張學良
★軍事配合重拳出擊。打掉張的「剿共」速勝幻想；政治上曉以民族大義……張學良逐漸接受中共的團結禦侮主張，終於開始了由助蔣「剿共」到積極與中共聯繫，力促實現舉國抗日局面的轉變
★西北的第二號軍政實力人物楊虎城，乃思想進步的愛國將領，身邊聚集了一批支持共產黨主張的有識之士。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政策方針「吸引」楊虎城從民族大義出發，贊同聯共抗日
★接受張學良「聯蔣抗日」的主張，彌合蔣介石離間挑撥所造成的張、楊分歧，中共的政策調整和有效運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聯合終獲成功
在中國諸省中，陝西省不是一個富饒的地區。
儘管歷史上有三個主要朝代從這裡興起，特別是在公元618—906年間，長安曾作為大唐王朝的國都，作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經輝煌一時，而近代的西安就作為這一千年古都的一部分延續至今。也許就是從盛唐以後，由於經濟和政治重心逐漸向繁榮且人口眾多的華南和華中轉移，陝西——這個中國北部和中亞之間的文化走廊之端，也是中國早期文明的發源地，即開始了一個明顯的哀退過程。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其直接結果是造成了陝西省尤其是陝北地區的經濟落後、社會發展緩慢。
不少中外人士都對20世紀30年代這裡的境況留下了令人扼腕的記載。
曾任中國國際饑荒救濟委員會總策劃者的特德（O．J．Todd）說：「在中國所有的省份中，也許陝西不利條件最多。的確，她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個大財富，50年前的回民起義（1862—1873年）以後，她就如同其地圖形狀一樣，像個要死的乞丐一樣無力地躺著。」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陝北景象：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地方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足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量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幾乎沒有名副其實的大山，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
中國國際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在1928—1933年大災荒期間，共造成陝西省250萬人餓死，幾乎佔全陝西人口的1／3，另有50萬人遷到其他省份，還有數不清的人被迫賣掉了房子和土地。
但是，自從1935年底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保安之後，中國西北、陝西省北部這塊貧瘠的土地，頓時就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強鄰虎視，大敵當前，中國共產黨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毛澤東看到了西北的戰略優勢，他力主把聯合抗日的觸角伸向在西北的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士
1935年12月8日，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前率領中央軍委機關部分人員，冒著刺骨的寒風，離開甘泉史家灣，於13日黃昏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兩天之後，中共中央在齊家灣召開直羅鎮大捷慶祝大會。毛澤東站在臨時搭建起來的極其簡陋的主席台上，面對紅軍指戰員的歡呼，發表講話慶祝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會合後取得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揮動著有力的手臂，號召紅軍要無比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他幽默地說：前一個時期革命形勢不好，弄得我們兩隻腳一走就是兩萬五千里。孫悟空會騰雲駕霧，一個跟頭能翻十萬八千里。我們不會騰雲駕霧，可走了兩萬五。要是也會騰雲駕霧，就不曉得會走到哪裡去了。我們紅軍曾經有幾十萬人，現在只剩下兩萬多人。要不是劉志丹幫助我們安排這個好地方，我們還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呢。
毛澤東風趣的講話引起台下一陣陣笑聲。繼而，毛澤東分析了直羅鎮戰役取得勝利的原因。他說：一是兩個軍團的會合，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戰略與戰役的樞紐，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是戰鬥準備充足；四是群眾與我們一致。只要我們團結起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就一定無往而不勝。
祝捷大會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這是中央紅軍被迫離開江西蘇區長征以來與陝北紅軍會合後，舉行的第一次閱兵。儘管武器裝備十分簡陋，但紅軍指戰員精神大振，情緒高昂，他們在鐮刀斧頭和紅星的軍旗指引下，邁著雄壯的步伐，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口號聲、歡呼聲在黃土高原的山谷里回蕩。
毛澤東講話中所提到的「困難」，當然包含經濟和生活上的困難。保安縣，劉志丹的家鄉，陝西最窮的縣之一。一個小小的縣城一下住進來幾萬人，吃飯穿衣就成了令人頭疼的大問題，有的地方連人畜吃水都無法滿足。
面對如此窘迫的生活環境和華北事變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如何以紅軍現有的力量去發展和擴大陝北蘇區，積蓄抗日武裝力量挑起救國救民的重任，真正使陝北蘇區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工農紅軍投身民族抗戰的前進陣地，是中共中央和紅軍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如何正確解決紅軍戰略發展方向，也是關係到民族存亡和中國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
圍繞這一問題，在中共黨內產生了好幾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並在紅軍發展方向上，發生了重大爭論。這些爭論是黨在民族危亡時刻，又面臨著極端困難情況下產生的，是黨在這一特殊時期如何使黨的主觀認識符合於中國具體實際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
當時中共黨內存在著以下五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
第一種意見是：離開陝北，到陝南另謀生路。這是林彪等人的主張，林彪萌生到陝南的想法，根子在陝北生活條件惡劣，繼而對中央關於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民族抗戰的出發點放在陝北的戰略構想產生了動搖。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帶一部分部隊去陝南打游擊。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一個多月里，他連續8次寫信、打電報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帶領一部分人離開陝北，到比較富裕的陝南，依託秦嶺山脈開展游擊戰爭，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為重要，首先能解決吃飯問題。他甚至說：寧願受處分，也要離開陝北。這封信當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這是怕艱苦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陝北根據地眼下是艱苦，地方小，可它終歸是我們的落腳點。如果沒有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的這塊根據地，我們長征還不曉得在哪裡去落腳。
第二種意見是：確保陝北，向西擴展。這是博古等人及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他們的立論根據是，長征中吃夠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好不容易才有了陝北這塊根據地，決不可輕易喪失。眼下陝北蘇區四面受敵，紅軍元氣未復，不宜與優勢的國民黨政府軍硬拼，而應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以便建立一個資源較為豐富、地域更為廣闊的革命根據地，並進一步向新疆擴展，創建新的蘇區。
第三種意見是：立足陝北，向北發展。這是張聞天等人的意見和主張。張聞天在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陝北的時候，即提出應採取立足陝北，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蒙古靠攏，以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取得國際支援。這一主張並曾得到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同意。但是，待熟悉了陝北的情況之後，大家看到的是，陝北太窮，經濟落後，人口有限，補充兵員、解決給養都成問題，中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出現反覆。這個反覆在張聞天給毛澤東的信中可以得到明顯的反映。11月20日和25日，張聞天致信毛澤東，提出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的方案，毛澤東在複電中則提出了對這一方案的修改意見。
第四種意見是：死守陝北。這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的意見。
上述幾種意見和主張，除了李德的第四種意見之外，其他三種意見和主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紅軍指戰員急於擺脫困境，擴大蘇區，擴大紅軍隊伍，積蓄抗日力量的急迫心情。但是，卻忽略了當時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一最根本的時局特徵。
於是，毛澤東在集中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五種方案：立足陝北，東渡黃河，抗日討逆。毛澤東將他的意見向黨內作了認真解釋和說明。此時，遵義會議後雖然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但名義上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取得張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西安事變前後的周恩來》一書曾記下了這樣一組歷史鏡頭：
毛澤東多次找張聞天進行探討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