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救國?誤國?國人鄙棄蔣介石既定國策

★日本人不領蔣介石的情:得寸進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愈益蒼白無力

★國民黨內若干要員向蔣公然說不:胡、李公開痛批蔣氏國策,馮玉祥獨闖抗日禁區……政見之爭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國民黨內裂痕再度擴大

★民怨遍及全國:蔣介石的誤國政策招致民眾、學子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違背民意、觸犯眾怒對南京國民政府構成的威脅在1936年達到高潮

★軍隊將領對蔣的不滿更為加深:李濟深領銜發起反蔣抗日福建事變,胡漢民死後引發兩廣危機,陳濟棠、李宗仁等相繼向蔣氏發難

1936年元旦這天,南京下了一場大雪。中國傳統上有「瑞雪兆豐年」的說法,因而人們對這伴雪而來的新的一年寄託著無限的期望。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把他對1936年的期待寫在一首詩里:

歡迎,歡迎,新年,新年。

大雪紛紛下,貧民多可憐!

土地被敵占,至今尚未還

……

我做文天祥,我做史可法,我做岳武穆,我做顏真卿。

說到要做到,不為自欺瞞,歡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另一國民黨要員邵元沖在元旦的日記里也抒發了他的感慨:

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撫應國艱,不禁愾然。

兩位國民黨要員的新春寄語,顯然是多了些沉悶和感傷,少了些對未來的憧憬和自信。然而,他們的心情,在此時的中國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國難當頭,日寇得寸進尺,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老百姓感覺到的只能是傷感,只能是失望,誰人敢想像未來的一年,這一年的中國又該變成什麼樣子?

★日本人不領蔣介石的情:得寸進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愈益蒼白無力

元旦這天剛剛平穩地過去,1月2日,中日之間又生摩擦。國民黨第29軍132師93團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時,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職員不僅不接受搜查,還對執行公務的中國士兵大打出手,衝突隨之發生。爾後,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樾茂還惡人先告狀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中方:一、正式道歉;二、撤銷大沽駐軍及公安局負責人;三、將「肇事」者逮捕、處分;四、賠償損失;五、以後不得再有「侮日」行為;六、保障不得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宋哲元被迫委曲求全,在公開道歉的同時,冀察行政當局還作出兩項決定:一、賠償日方400元;二、29軍不準進駐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東(偽)保安隊負責。

在宋哲元接受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川樾茂「抗議」的同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駐承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再提無理要求,謀求中方讓出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寶昌、張北、商都6縣行政權,由日本顧問和偽方人員接管……對此類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宋哲元不敢擅處,只得報告蔣介石。蔣氏也是苦無良策,致電宋哲元:「本維護領土完整原則妥慎處理察事。」這實際上是要宋在留有臉面情形下的再次讓步。宋哲元領會了最高當局的意圖:滿足日本所提察北6縣改駐(偽)保安隊的要求,但堅持偽軍李守信部撤回多倫。日本人給了蔣介石面子,而南京國民政府則以失去6縣的控制權而再次取得了暫時的苟安。

但安寧只有幾天。1月5日夜10時許,北平日軍士兵30多人演習回城,朝陽門中國守軍因為開城門稍遲,日軍士兵便開槍擊傷中國守城警士張玉亭和保安二隊班長張世挺。爾後,日方卻反誣「中國士兵對日軍射擊」,並由駐北平武官向宋哲元提出抗議,宋哲元又一次扮演了有失國人顏面的角色:向日方賠禮道歉,答應懲辦朝陽門事件中被打傷的中國軍警,並應日方要求委派石友三出任北平保安司令,此事才算了結。

而日本侵略中國、滅亡中國的目標並不會因此而予以改變,日本軍部拋出的1936年對華政策方針,在陸軍省給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處理華北綱要》的指示中,有著堪稱詳細的闡述。它指出:處理華北的主要目標是「實現華北五省自治」。具體步驟是:「先逐步完成冀、察兩省及平、津兩市的自治,進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與之合流。」當前要「支持冀東自治政府的獨立性,在冀、察自治基本可以信任之時,儘快使其與之合流。」由中國駐屯軍全盤負責華北獨立運動,原則上以冀察、冀東兩當局為對象,堅持內部指導為宗旨,指導的重點放在財政特別是金融、軍事和對一般民眾的指導上。

控制華北五省僅僅是日本侵略目標的一部分,日軍侵華的胃口大得驚人。關東軍此前制訂的《對蒙(西北)施策要領》提出的目標是,「伴隨華北工作,使內蒙自立於中央」,並「向綏遠發展,擴展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區」。陸軍部指示關東軍:「內蒙工作的範圍,當前為錫盟、察盟、烏盟,如有可能包括阿拉善地區。要使上述地區實現中國政權實際上政令不達的目標。」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才算明白,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日軍頻繁製造事端,目的是站穩華北,再佔西北諸省。

但是,這一對華政策還沒有正式實施,日本國內就發生了旨在推翻岡田內閣的軍事政變。2月26日凌晨時分,主張天皇神聖論的20多名陸軍青年軍官,率領1200名步兵包圍了日本陸軍部、參謀本部、國會大廈和首相官邸。首相岡田啟介僥倖死裡逃生,但是包括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官員均被槍殺。

第二天,天皇下達命令鎮壓叛軍。十幾天後,廣田內閣誕生。在「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親自參與整肅軍隊,並打破現役軍人不得參政的慣例,把那些主張對華作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將軍擢升到軍部首腦機關和內閣里來。新內閣旋即決定增加巨額軍費,大力發展軍事工業,把日本經濟全面轉入戰爭軌道。

日本發生的政變,不僅對日本政局造成嚴重影響,而且引起了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大變化。這個變化使中國首先成為受害者。新內閣主張加快對華戰爭的步伐,提出:現在已經到了「中止帝國對華政策的抽象論」,「改變對華政策的根本觀念,樹立作為國策的新政策之時了。」關東軍對華政策的根本觀點是:要「從人文及地理觀念出發,分離中國大陸;使已分離的各地區與帝國直接聯繫,並依靠帝國的國力阻止各分離勢力的矛盾;以維持各地區的和平與民眾的經濟繁榮為目的,實現中國各地根絕排日與日滿華提攜。」這就使岡田內閣制訂的「華北自治」更進一步變為「華北分離」,進而殖民化全中國。

日本新的對華政策出籠後,馬上付諸實施。從4月18日起,便向天津地區增兵,並實行新的作戰編製,兵力由原來的2200人增加3倍到8400人,體制由原來的一年輪換制改為永駐制。

日本對華政策的大幅調整,並加快全面侵華戰爭的準備,引起了國民黨高層的重視。蔣介石密切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但是,要抗日,就必須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是蔣介石奉行多年的既定國策。日本的大舉進犯,迫使蔣介石考慮他最不願考慮的問題。

這不能不說到蔣介石親手制定的內政外交政策的基軸——「攘外必先安內」。

這一政策的首次公開始於1931年的7月23日,蔣介石在《告全國一致安內攘外》中說:

惟攘外必先安內……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複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從蔣介石這段話看,「攘外」是指對付一切外國侵略勢力;「安內」既指消滅共產黨的革命武裝,也包括削弭胡漢民、陳濟棠等反蔣派系的政治和軍事反抗活動。

蔣介石這個講話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由於日本擴大侵略中國並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原來反蔣派系的政治態度有所變化,蔣提出的「安內攘外」的含義逐漸縮小,變成專指內對中共、外對日本的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關於內政、外交的政策基礎。

蔣介石為何要把消滅共產黨置於應對日寇對中國的侵略之先呢?

蔣氏認為,抵禦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衛頭腦,「圍剿」紅軍則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雖然掠我國土,殺我子民,但他還可以賣國求榮,苟且偷生地繼續掌權,而共產黨就不同了,它的目標是要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因而,共產黨才是蔣氏政權的最大威脅。蔣介石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而不得。 這就再明白不過了,蔣介石制定政策,考慮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興衰,而是怎樣保住自己的權力,延續自己的統治地位。

如此充滿個人私慾、不顧民族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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