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兩將軍時，明確提出：用「綏遠方式」解決綏遠問題，兩軍維持現狀，讓董其武做好內部工作，待條件成熟舉行起義。另外，把貿易、交通、郵電、金融搞起來，由華北人民政府派人協助董其武開展工作。接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對「綏遠方式」作了進一步闡述。
1949年1月8日，在北平第二次和平談判中，傅方代表提出平、津、塘、綏一齊解決。中央軍委答覆，平、津、塘、綏均應解決，先解決平、津問題，後解決綏、塘問題。16日，在第三次談判中，聶榮臻向鄧寶珊轉達中央軍委的意見：綏遠問題，準備採取一種更和緩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決，請他轉告傅作義。22日，傅作義對外公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的第二天，華北「剿總」歸綏指揮所主任、綏遠省主席兼綏遠保安司令官董其武飛抵北平，向傅作義表示，願追隨他走和平道路。
1949年1月21日夜裡，董其武在歸綏從廣播里聽到傅作義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宣布北平問題和平解決。董其武雖然早已料到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是仍然感覺有些突然，使他又驚又喜，一種既興奮又不安的心情一起湧上心頭。新保安、張家口兩地解放後，董其武兩次打電話到北平，但都不是傅作義接的。一次是王克俊接的，一次是閻又文接的，他們只是告訴董其武：傅將軍很忙，心情也不太好，讓他聽候安排，掌握好部隊，不要亂，其他沒有再說什麼。這期間，董其武表面表現鎮靜，可內心有些惶惶然。所以，一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後，他就很想知道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詳細情況，隨即打電話到北平總部，要求派飛機接他到北平去看看。
1月22日，董其武下了飛機，直接來到中南海懷仁堂，謁見傅作義。
傅一見董面就說：「在這麼忙亂的時候，你幹什麼來啦？」
董說：「正是這會兒，才要來看看您。」
傅接著說：「你來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給你談談。」傅稍微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講了下去。他從遼瀋戰役結束開始講起，講到他到南京參加軍事會議及在南京的所見所聞，使他堅定了脫離蔣介石的決心。返平後，通過冬菊與中共取得了聯繫，給毛澤東發了第一個電報，希望派代表來平談判。接著又講到南京派徐永昌、蔣緯國、鄭介民來平，拉攏與脅迫他率部南下，都被他回絕了。接著，又講到了他是冒著三個死來做北平這件事的。講到此，他加重了語氣說：「現在局勢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歷史的潮流，堅定地走人民的道路。」
停頓了一下，傅又說：「你回綏遠後，告訴咱們的幹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去，是可以的。現在，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還小，沒有解放的地方還大，形勢發展，很快全國都會解放，家屬再送到什麼地方都不是好辦法。除非你有錢，把家屬送到國外去，否則，就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道路」這句話，董其武聽傅作義說不止一次了，但這次比哪次印象都深，涵義也廣，好像這次對他的啟示更明確，理解更深刻。這時，董其武急切地問：「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中，怎麼沒有提到綏遠？」「綏遠問題，等我見到了毛主席之後再定吧。在第三次和談中，聶榮臻司令員曾對鄧（寶珊）先生說：毛主席說只要北平問題和平解決了，綏遠問題就會以更加和緩的方式來解決。至於如何和緩，等我見到毛主席再談。」
董其武聽了這段話，眼巴巴地盯著傅說：「我多年隨您做事，對您是言聽計從，您怎麼走，我就怎麼走。可是，綏遠的情況相當複雜，不能拖延，應儘早安排，免得夜長夢多。」
傅作義點點頭，表示贊同董其武的話，接著，傅又說：「這樣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幾句話就能辦成的，要認真做好準備工作，要給大家講明道理，認清利害關係，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全體官兵的前途，也為了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必須走人民道路。」
夜深了，傅作義與董其武還沒有休息。他們的談話明確了綏遠的去向問題，董其武要求傅先生及早派人赴綏，協助他做轉變軍政幹部思想的工作。
傅對董的請求，未加可否。踱步良久後用徵詢的口氣說：「你看衛景林如何？」
「張家口戰役後，他回到了北平嗎？如他在北平，當然好。他到綏遠後，能幫我辦好多事，能起很大作用。」董其武很有信心地說。
「他回北平了，現在就在家裡，沒事幹。」傅停了一下，又接著說：「這樣吧，我讓王贊臣（傅部人事處長）先打個電話，通知他一聲，然後你再打電話請他去。」
夜裡12點許，董其武要通了衛景林家裡的電話，說：「今天與傅先生整整談了一天，明確了綏遠也要走北平的道路，明天我就要回歸綏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綏遠，幫我做些工作。」
衛景林說：「我接到了王子襄（王贊臣的字）的電話，說傅先生要我考慮是否隨董主席回綏遠幫助做些起義工作。依我本人看，既然綏遠也準備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處不大。」
董說：「正是要走起義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一定會有複雜的鬥爭。再說，你到綏遠後，隨綏遠一起起義，這也是立功的機會。」
衛思索了片刻說：「那好吧，明天什麼時候走，我還有點家務事處理。我老婆剛生孩子，才三天，還住在醫院裡，我總要到醫院和她說一聲吧。」
「當然，當然。那我明早乘車去接你，爾後去醫院，從醫院出來，直接到東單上飛機。」
衛景林就這樣隨董其武到了綏遠。
1949年1月28日下午，在綏遠省府東院董其武公館的小會議室里，綏遠省軍政首腦正在開會。
會議從下午1時就開始了。以國民黨綏遠省黨部委員、省建設廳廳長潘秀仁，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為首，一上來就以陶卜齊國民黨綏遠駐軍與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八縱隊發生武裝衝突，歸綏以東60華里地區已完全解放為由，提出要董其武立即行動，向西撤退至河套地區。他們還說：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綏東解放軍求戰情緒高昂，紛紛要求向西進軍，特別是旗下營這一戰，國軍潰敗，解放軍定會乘勝追擊，企圖佔領歸綏。因此，歸綏全城早已驚恐萬狀，軍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據屬下彙報，有的機關單位已經開始焚燒卷宗、檔案；有的官員及富商，有汽車的，收拾細軟，攜帶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沒有運輸條件的，也已拖兒帶女，聚集火車站，爭坐最後一趟西去的火車，向包頭方向撤退。誰都知道，後套糧多，容易補給，難道我們這些負有領導職責的人，連這點婦孺皆知的常識也不懂嗎？我們如不趁此有利時機趕快組織黨政軍西撤，後果將不堪設想，也將無臉以對領袖，以對黨國！（衛景林：《綏遠之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八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夥人的發言，慷慨激昂，多有不尊董主席之詞，故意誇張事態，製造緊張空氣，企圖威脅董其武立即作出西撤之決定。
另外一派，即所謂的親傅派或者說是傅作義之嫡系派，這其中有：駐綏部隊指揮所副主任孟昭弟、參謀長王興、獨立第七師師長張世珍、二五八師趙曉峰、三一○師長張副元，隨董由平來綏的衛景林以及綏遠省參議會議長張欽、副議長閻肅、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土默特旗總管榮祥等一些地方人士。他們認為：國民黨敗勢已定，這是誰也挽救不了的歷史潮流，現在解放軍已經兵臨城下，綏遠只有效仿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否則別無出路。你一言，我一語，陳述著不能西撤的理由。最後，指揮所參謀長王興歸納了大家的發言。
他說：一、從目前看，陶卜齊戰鬥是局部的戰鬥，因為其他方面沒有發現解放軍進攻的徵候，因此，在處置的時候，也不必採用牽動全局的做法。二、綏遠部隊的戰士，絕大部分是從當地徵集來的，鄉土觀念十分嚴重，不撤退還能穩定一時，一旦西撤，勢必引起大量逃亡，造成局勢混亂，不可收拾，無法控制，我們這些人都將變成光桿司令。三、包頭以西的地區，無險可守，如果還打算繼續西撤，投靠二馬（馬鴻逵、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馬之所以和我們有信使來往，取得聯繫，是因為我們目前還有一定的實力，可以做他們的擋風牆。如果我們放棄了綏遠，去投靠他們，那時，他們就會看不起我們，你就是給他們下跪，也不會收容我們。四、如果打算將後套地區作為根據地，放棄歸綏一帶固有地區，上山去打游擊，那就更是「班門弄斧，自取滅亡」。（孟昭弟、趙曉峰：《九·一九起義的片斷回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興的分析有理有據，在場的多數人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原來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