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第三野戰軍勝利渡過長江，追殲逃敵，控制浙贛鐵路杭州至東鄉段割斷湯恩伯、白崇禧兩集團之聯繫的情況下，國民黨軍慌忙收縮兵力，圖作垂死掙扎。龜縮於上海地區的湯恩伯集團，在蔣介石的親自督令下，企圖憑藉8個軍25個師共20餘萬兵力，依託縱深數十里的4000多個永備型工事為骨幹組成的防禦陣地負隅頑抗，以爭取時間，搶運物資，並陰謀大肆破壞上海，挑起國際事端，促使帝國主義武裝干涉。
為粉碎湯恩伯集團的企圖，中共中央軍委、總前委確定：第三野戰軍以主力圍殲淞滬地區之敵，攻佔上海；另以一部兵力繼續向浙江東南部進軍，解放浙江全省。第二野戰軍主力在浙贛鐵路金華、東鄉段休整，為戰略預備隊，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干涉，保障第三野戰軍圍殲上海之敵；另以一部兵力支援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渡江作戰，並協同該兵團向南潯線突擊，相機進佔南昌。
1949年春天，享有「東方巴黎」美譽的大上海，失卻了昔日的繁華魅力。前線不斷戰敗的消息驚得國民黨軍政要員、上海的商賈巨富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惶惶不可終日。
滿街的鹿砦、沙包，各種街頭工事和雲集在上海四郊的20多萬國民黨軍隊清楚地告訴人們，上海將有一場難以避免的戰火。對戰爭的恐懼及四處橫行的國民黨軍、警、憲，像鋪天蓋地的瘟疫一般，在上海掀起了一陣陣混亂、潰逃的狂潮。機場、港口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機票、船票早已脫銷。有本事的人懷揣金條四處奔波，為的是能得到一張早日離開的機票、船票。此時的上海人早已熟悉了戰爭，更熟悉了逃難。
上海，就是這麼一塊神奇之地。是當時亞洲最大的商埠、最大的都市，卻也是戰爭頻繁光顧之地。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這裡曾爆發了熾烈的戰火。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戰爆發，之後一個多月，「八一三」淞滬會戰又把這裡打得天翻地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一時間，浦江兩岸，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市民們載歌載舞，通宵達旦。他們盼望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道路。從此休養生息、安居樂業。然而希望很快成了泡影，等待他們的卻是國民黨政治上的獨裁，經濟上的掠奪和國民黨挑起的內戰烈火。
抗戰勝利的槍聲剛停，硝煙未散，國民黨就迫不及待地搶奪勝利果實。為防止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繳械投降，保證自己的「接受」，蔣介石不惜任命漢奸、偽上海市長周佛海為軍委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勾結日軍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並在美軍的配合下緊急空運軍隊，與日偽軍聯合進攻解放區。
當時上海幾百座倉庫囤滿了日軍搜刮的無數戰略物資，加上日偽產業，總值在1萬億元法幣以上。眨眼間，上海出現了「飢鷹滿天飛，餓虎遍地滾」的場面。前者指後方飛來的接受者，後者則指原在上海的所謂「抗日英雄」、「地下工作者」。
首先登上「劫收」舞台的便是這批熟悉上海的黨棍、特務、流氓和由漢奸搖身一變的「地下工作者」。他們擇肥而噬，人人暴發。
第二輪趕到的則是掌握現代交通工具的國民黨軍隊系統，如淞滬警備司令部、海軍部等，他們以軍人特有的「幹練」草草結束了受降儀式，轉而迅速地撐滿自己的腰包。
第三輪才是國民黨政府委派的接受大員。他們手持上方寶劍，也不甘落後，全力以赴地參與劫奪、貪污、敲詐，甚至為分贓不均而與前兩者兵戎相見。
劫收者的主要目標：一是日偽財產，二是市民住宅、汽車和財產，三是民族工商業。其首要者為房產、黃金。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的50萬兩準備金被國民黨第三方面軍司令湯恩伯捷足先登、搶掠一空。大到工廠、醫院，小到房屋、文物，經過他的手便落入私囊，不知所終，連其副官也成巨富。市長錢大鈞因熱衷於「劫收」而被上海人民稱為「錢大釣」。
當權者還利用滬渝兩地黃金黑市的差價，將劫得的無數金銀財寶每天空運重慶，轉手拋出，大發其財。後來當上海物價上漲，黑市價高過重慶時，又如此這般空運回滬再次投機。大人物如此，小官吏們則上行下效，利用職務之便，渾水摸魚、監守自盜、瞞天過海、隱漏私吞。白天各倉庫死氣沉沉，入夜則燈火通明，整批整箱地偷運盜買。如此作為，使得人人皆知國民黨「有官皆貪，無吏不污」。
國民黨內某些特大官僚資本集團，眼見上海肥肉被瓜分，無不眼紅心焦，很快也以財政金融工業接收大員的身份擠入上海，大刀闊斧地鯨吞金融工業機構。他們的眼光主要瞄準企業，特日偽強租佔用的中國企業一口吞下，然後標價，由自己中標盤下產權。官僚資本一下子在上海劫得470多家企業，佔全國官僚資本企業總數的80％；對民族工商業，則強迫其讓出股權，以增資、貸款等巧取豪奪的手段控制管理大權。
所有這些「劫收」大員無不空手而來、滿載而去。上海民眾說他們人人「三洋開泰」（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個個「五子登科」（條子、房子、車子、女子、位子）。
除了經濟上的搜刮、劫奪外，國民黨當局還在政治上包庇漢奸，歧視收復區人民，加強獨裁統治。他們利用日偽「維持治安」，為打內戰又大量收編偽軍；對於一般漢奸、軍統特務和司法當局則公開標價，得錢買放。上海群眾譏之為「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當局對收復區的人民則百般歧視，將工人、學生、職員等一概被斥為偽工人、偽學生、偽職員。對青年學生進行「甄審」，否認學籍，規定須經一年思想訓練，否則剝奪他們繼續升學的權利。對為抗戰作出重大貢獻的內遷工廠回滬的工人和廠主，國民黨當局則不聞不問，一味以高壓來彈壓要求工作的失業工人。
抗戰勝利時，上海人民曾歡呼「天亮了」。然而，他們看到的只是獨裁日甚，內戰四起；接收大員中飽私囊，大小漢奸逍遙法外；物價飛漲、企業倒閉、百業蕭條、民不聊生。上海人民嘆息：「天上來，地上來，平民百姓活不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眼下，蔣介石、湯恩伯又把20多萬國民黨軍隊放到了上海灘，擺出了一副大打的架勢。
早在遼瀋戰役發起時，蔣介石就開始準備後路了。他將陳誠派到台灣之後，就著手計畫並實施將大陸的財富、重要戰略物資朝台灣運了。
多年來上海是國民黨政治經濟中心，四大家族掠奪全國人民的財富多集中於此地，特別是1948年幣制改革後，民間所藏金銀美鈔幾乎被搜刮殆盡，全部庫存於上海的國庫。這樣一大批金銀和物資，蔣介石決不甘心留給自己的死敵共產黨，但運送這樣一大批金銀和物資卻需要時間，蔣介石這時最需要的就是時間，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運一些物資。
1948年12月，國民黨內呼請蔣介石下野的聲浪越來越高。他召見了自己的小同鄉——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此公曾一度擔任過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後改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
蔣介石告訴翁文灝，他打算將南京的5個大廠的人員連同設備，一起運往台灣。
翁將蔣的話轉告了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沒想到竟遭他反對。孫找了個借口：「經費奇缺，沒法拆遷轉運，若要遷走這5個廠，至少需要100億元的搬運費。」孫越崎以為提出這個數字會使蔣介石知難而退，誰知蔣介石答覆說：「沒有經費好說，撥給他130億元。」整整多出30億元。孫的口被堵死了。
蔣介石為何如此重視搬走資源委員會管轄的大廠呢？
原來，資源委員會一直經辦全國的煤、石油、有色金屬、機械製造、化工、電力、水泥、製糖、造紙等「國有企業」，擁有職員3萬餘人，技術人員及工人共70餘萬人。其中技術人員里留學生及國內大學畢業的工程技術人員佔40％，可以說是全國工程行業的精華所在。所以資源委員會成了蔣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價錢搬廠，一為設備，二為人才，他決不能把這些留給共產黨。
他選中第一批搬的5個大廠分別是：南京電照廠、有線電廠、無線電廠、高壓電瓷廠、馬鞍山鋼鐵廠。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中共勝利的這一天，蔣介石命蔣經國持手諭找在上海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要其把庫存的全部黃金、白銀、美鈔運往台灣。
1月16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俞鴻鈞、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國兩銀行，將全部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以防共產黨接收。
這以後，每當夜幕降臨時，經常有神秘的兵艦停泊在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前面不遠的黃浦江上，船上煙囪冒著煙，馬達一刻不停地運轉，以備隨時開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實行嚴格管制，任何船隻和個人都不得靠近。身強力壯的軍統特務偽裝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軍艦。
這就是蔣介石偷運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