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寫這部《中國高考報告》期間，早已聽說了很多關於民辦大學的話題，有人甚至對我說：你寫高考不寫民辦大學的現狀就等於少寫了一半。果真是這樣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把筆鋒轉向這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1999年11月23日，我採訪王秀蘭院長的時候，這位在南京名聲很大的「藍天專修學院」常務副院長正好六十歲。王院長說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竟然在後半輩子將自己的命運與民辦大學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辦校的往事，王秀蘭院長頗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蘭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邊，她是航空學會的一位秘書長。顧名思義，在中國的諸多群眾團體中擔任「秘書長」之職的人物，大多是干實事的角色。王秀蘭任職的航空學會是個有很多會員的科技群眾團體組織，她的服務對象大多是那些為國家航空航天事業作出了很多貢獻卻又面臨很多實際問題的科技人員。身為學會「秘書長」的王秀蘭，實際上成為這些科技人員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難與問題時，可以解決些後顧之憂的「老大姐」。王秀蘭因此人緣特好。然而人緣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別人更難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蘭因公延誤了闌尾炎的手術和對長期炎症刺激的治療，後來到醫院一檢查，診斷出來連大夫都嚇了一跳：原來她身上竟然長了八個大瘤子！
「這個女同志是活不長了！」醫生對她單位的領導這樣明確講道。
「盡我們可盡的一切力量吧！」單位領導無奈地吩咐醫院作最後的全力搶救。
在王秀蘭本人多少有所意識的時候，她單位和家人已經為她開始安排後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蘭知道自己不久將與「閻王」見面———次又一次的手術使她僅有的一點求生慾望變得淡漠。
這一消極心態其實充滿了難以忍受的痛苦與折磨。這一消極心態使王秀蘭與病魔整整鬥爭了十年。
就在這過程中的某一天，一對夫婦會員來醫院看望王秀蘭。叫王秀蘭沒有想到的是，這對夫婦會員見了她不是像其他探望者盡說些安心養病、早日康復一類沒用的話，他們竟然見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請求「王秘書長」想想法子幫助他們家兩個高考落榜的孩子。
「平時我們有什麼難事，到王秘書長您這兒一說，您就能幫我們解決。我們孩子上大學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那對夫婦會員哭著懇求王秀蘭。似乎連他們的「王秘書長」已病入膏育的事也忘了，只是一個勁兒地哭訴著自己的難處。這種「主題錯位」只在很少時候才會發生，那就是對方把所尊敬的人的另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當時，王秀蘭的心靈確實被深深地震撼了：會員們的心都交給了我們學會！我這個秘書長不為他們解難誰還為他們解難呀？
「放心放心，你們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們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蘭本來是需要別人安慰的，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訪自己的人來。
「王秘書長，現在孩子上大學太難了，您能不能想想辦法也辦所大學，讓我們這些成天為國家科技工作做事而顧不了家的科技人員的孩子也能上上大學……」那對夫婦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上的王秀蘭下跪。他們被那一雙瘦得皮包骨的手攔住了。
「你們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蘭有口氣，我們這些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上大學的事我管到底了！」
王秀蘭是個辦事說一不二的人，平時什麼事從不輕易向人承諾，然而這回她向這對夫婦發了一個誓。上天的安排，也許正是這個誓，使王秀蘭奇蹟般地從死神那裡回到了人間。連她自己至今也不清楚當時怎樣在與病魔長達八年的抗戰歲月後，竟為了「學會會員的孩子能上大學」這麼一個信念而完全康復了身體。
「我們科技人員幾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為國家發展事業上，可就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照顧指導，現在他們的孩子上不了大學，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辦大學！」王秀蘭是自己拔掉吊針從醫院裡跑出來的。她隻身從南京到北京的當時國家教委，見了教委自學考試委員會領導時就這樣說。
教委自考委的官員聽後笑了，說我們還沒有碰到你這樣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對通過社會的力量一起把我們正在進行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深入加強是一條好路子。
那就從我開始試試。王秀蘭說。
正被「科學的春天」之風吹暖的教委官員們開會碰了一下頭後，明確說：我們看行，試試總還是可以的嘛！
就這樣，王秀蘭作為中國民辦大學的先驅者之一，帶著滿面春風，從北京回到了南京，乘著暑假的時機，找來四個退休教師，祖了光華門中學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學會自考大專班」的招牌，開始了招生。
不想，來報名的家長和學生竟然排起了長隊。「不行不行，我們只招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對不起，對不起！」王秀蘭沒有想到會出現如此多的報名者，她當時的辦學目的性很明確也很單——只為自己航空學會的家長們解除後顧之憂。
「凡報名的必須持有航空學會會員證啊！」王秀蘭說，她現在想起來仍然感覺當時的情景好笑，一張平時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學會會員證」，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裡名噪一時的「金招牌」！誰要是能有這張「金招牌」竟可以引以為萬分自豪，因為意味著能有一個機會讓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學」！
「喂喂，你或者你親戚朋友中間有沒有航空學會的人呀？」南京街頭這一年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議題，簡稱「航會」的南京航空學會竟然在一夜之間被廣大市民所熟知。因為就是這樣一張群眾團體的會員證，成了上大學的「通行證」，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記載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發生在曾為六朝古都的南京。
這一年，王秀蘭以學會名義辦的「自考大專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學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學會會員的子女。這中間自然有那對哭著懇求王秀蘭辦大學的夫妻的兩個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辦出名後，南京航空學會的「自考大專班」成了眾多想圓大學夢卻入門無路的學生和家長們當時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條希望之路。從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蘭迫於招生壓力太大，便把本來僅為航空學會子女進出的門敞開了，允許所有的社會學子報名參加。這一下南航大專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時至1993、1994年，王秀蘭的學生多達三四千人，南京城東所有中小學、軍內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閑置房屋全被這些「沒有校園的大學生」給佔了。就在這時，王秀蘭意識到，沒有自己的學校名稱和校舍已經無法再繼續發展和管理好這所「沒有圍牆的大學」了，於是經過一番奔波，有關教育部門批准了王秀蘭的自考大專班為「南京航空學會應用技術進修學院」。明白人一看這就是一所由群眾團體管理下的社會民辦院校，可對王秀蘭來說，能有這樣一個含有大學意義的「學院」名稱已經心滿意足了。
是學院，該有學院的校址吧！
王秀蘭與校委會幾位負責同志一商量，把幾年辦班積蓄的錢全部掏出來在南京城東小衛街征租了三十二畝地，蓋了建築面積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來是水塘和垃圾堆放處，為了儘可能「少花錢多辦事」，王秀蘭帶領全校教職員工以戰天鬥地的奮鬥精神，完成了從「遊民大學」到有固定校址的艱難歷程。
沒有想到，1994、1995年全國的民辦大學招生出現嚴重下滑，許多曾經火爆一時的比王秀蘭的「專修學院」牌子更要響的民辦大學紛紛關門休學，但身處南京的王秀蘭他們依然「虎踞龍盤今勝昔」。什麼原因？最簡單的一條是：已經「升格」為「南京藍天專修學院」的辦學方法和方針，是認認真真按照正規大學來進行的，從學校的硬體，到教材、教師和教學形式、學生管理、畢業分配、學歷考核與頒發證書等，都正正規規，有條有序，有質有量。而這一切絕不是王秀蘭及「藍天人」自己做廣告吹出來的，而是一靠政府的教育部門檢查驗收和專家的評判，二靠直接接受知識的學生來說話。「藍天」有幾項數據叫政府的教育部門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們的畢業率和取得學歷的比例。據說「藍天」辦學以來的十四五年間，入學的學生們拿到大專和本科文憑的佔總人數的95％以上。什麼都不用多說了，對那些一心想圓大學夢的學生和家長來說，僅憑這一條，「藍天」就是他們想報名上的學校了！
王秀蘭的「藍天專修學院」早已被人們熟知，它在歷年教育部門組織的社會辦學專項檢查評比中一直名列前茅，並且名揚國內同行業，甚至還吸引過許多公辦大學前來取經學習。
我為什麼專挑南京的「藍天」作為反映我國民辦大學的典型？這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無意中看到《北京晚報》刊發了一則消息，報載一所叫「南京藍天專修學院」錄取了一位名叫程玉雲的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