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在中國還有什麼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學的話題更能引起百姓的關注。在我漫長和眾多的採訪過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他們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使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張偉江老師，現在在上海市當教委主任，而現在成為他頂頭上司的國家教育部部長陳至立就是從上海到北京來的。張偉江老師和陳部長過去就是熟人，他比誰都清楚，陳部長自當教育部部長後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夠大的了，但張偉江老師依然告訴我，有些問題需要「問天」，並非主管部門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決得了的。
於是，我只好代百姓慟問蒼天——
當過文化部部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過尷尬：他做過幾次現在的語文試卷，結果成績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績是六十分，剩下的則是不及格。
也許在今天這個數字化時代，拿筆杆子的文人已經被貶為低智能的一類人了，但我們惟一自信的是我們在文字方面的能力還可以與別人比試幾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們惟一的優勢也已失去，可以寫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連一個中小學的語文水平都不過關。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兒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經出過一部長篇了，可是他也不無悲哀地告訴我，他在兒子初中時的一次期中考試時為兒子搞了一次「壓題作文」，結果大作家的「壓題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師說那篇作文缺乏規範語言。兒子從此再不敢讓當著名作家的父親代勞上陣了。
作家莫言的女兒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寫入作文之中，等老師閱後女兒拿回家給他看時，莫言臉上現出了慚愧與怒氣：我的作品沒有一句不是病句！
詩人鄒靜之為上小學的女兒做過一次吃力不討好的事，老師要求根據句子的意思寫一個成語，比如將「關於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語。鄒靜之對女兒說應該是「齊心協力」。結果老師批錯，標準答案是「共同協力」。另一題是把「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寫成一成語，鄒靜之經過一番認真動腦後，指示女兒應該寫「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兒生氣地跑來向父親責問道：爸，你怎麼又說錯了，老師說應該是惟妙惟肖。詩人鄒靜之氣得說不出話了，不過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筆，吶喊一聲：一切都見鬼去吧，這樣的教育，只會將我們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順便說一句我本人的經歷。因為那個浩劫的年代，我連最基本的小學拼音都沒學好，但我自認為從上學到現在，寫作文一直在同輩中超眾，故在女兒面前惟一感到優勢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學」——我向女兒一直很自信地表示過，女兒也確實從。當作家的父親身上得到過好處。但進入初三後的女兒，突然有一天在我繼續「主動」向她請求「上陣」時，她拒絕了，並堅決而無情地告訴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語文科代表，嚴重的話，我可能連中考的成績都要被拉下來！我的天哪！女兒的話，嚇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點自感「優勢」的寫作本領了，而且現在發展到連她寫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導」了。女兒說如果我不照老師的要求去寫，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願意你的女兒考不進重點高中？考不上大學？所以，為了你女兒的前程，老爸你暫時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兒的話多少讓我感到一絲安慰，但我仍感覺內心的意緒難平。後來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一篇《憂思中國語文教育》，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
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等報相繼展開了「炮打中國語文」的一篇篇檄文。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也紛紛加入了「中國語文教育」的大討論，北大、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著名學府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們的加入，使得中學語文一夜之間成了眾矢之的。
「教材編纂上的問題是中國語文讓人最傷心之處。」這幾乎是所有專家和學者們共同的「痛恨之處」。
「從建國到20世紀末，五十年間，我們共有過九套語文教材，在早期的幾套里，知識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幾套，則充滿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後的語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識，可惜所編排的教材，幾乎沒有一點可以同這個時代同步前進的新內容……這樣的語文教材不讓我們的孩子在自然科學高度發展下，成為人文精神和知識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個世紀，孩子們都會使用網際網路，並在網上購物與設計星球上的新家園，可是他們卻不會如何去面對和處理身邊的人與人關係，甚至不會懂得運用最基本的語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來的社會，什麼都可能發生，我們可以與別的國家的人一樣去登月球，可以一樣建立自己的導彈防禦系統，然而我們則不能用同樣的意志與精神去戰勝別的民族，因為我們的人文知識早已枯竭，那些語文課本里的東西害了我們整整幾代人……」
當我靜下心來讀一讀專家們的這些震聾發聵的話語時，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應該找出我們父輩和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女兒這一代人讀過的那些語文課本，來引證一下是否真的馬上會出現一場中國人文精神的大崩潰。我後來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學一年級語文教材，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們很容易認識中國五十年來的語文教育走過了怎樣一條路子。
下面是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進學校上的第一堂課的課文及要學會的最初幾句話和字詞。
年份
課文
字、詞
1949年 開學了我們上學 學校、我們
1955年 早上起床穿衣服 毛主席、工人、農民
1958年 日月水土
人、手、足
1961年 公社送我上學堂 公社、學堂
1978年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毛主席、我們
1981年 全國人民熱愛共產黨 熱愛、共產黨、人民
1989年 我是中國人我愛北京 中國、北京、我
1992年 我是中國人我愛老師、我愛爸爸 中國、老師、爸爸、媽
透過這些不同年份走進學校的第一堂課上所學的第一句話、所學的第一個字詞，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時代的那些編教材者心裡都有一根編寫語文教材的「秤桿」，這就是當時的時代烙印。過去的五十年，中國大體經歷了三大歷史進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幾年，那是翻身的中國人對毛主席、對共產黨的樸素感情下產生的對知識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國人的腦子簡單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人們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與世界對自我的影響。可見那些編教材的老師們頭腦里都依據同一個「時代準則」，有所區別的無非就是深度與點面方面的量和質的差異。然而我們發現，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斷更新與變化的過程中，惟獨語文教材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還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們初、高中讀本，我們馬上就覺察到，那一本本裝幀越來越精美、價格越來越高的《語文》教材，內容的陳舊、篇目的單一，已經到了「誰看誰煩」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選得太多，誰的官大，誰就進語文課本。」
「魯迅文章的選編也值得研究，是否應該選這麼多？」
「中學語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國以外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只佔百分之八，照理應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爾基外，20世紀的外國作家一個也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無一人入選……」
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學的幾位學生與他們的導師錢理群教授的對話錄。令人感到，學者們對現有語文教材選編內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們的作家們似乎對這方面的問題看法要少些。
戲劇評論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說，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語文課里艾青的那首訪蘇詩。另一篇令他一輩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齡的《促織》。「老師突然把我叫起來背那篇課文，恰恰是我剛背過的，於是站起來就背，沒有打半點絆子。老師為此特別誇獎了我。現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屍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這一節，我覺得他用幾句話就把人物情感表現了出來，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賈平凹、余秋雨在談自己的美文與散文創作時則多次提到過他們在讀書時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響。《荷塘月色》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美文，是那種滲透了中國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學傳統精神的經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