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英國的著名歷史學家H·G·威爾斯曾這樣告誡過我們：「人類歷史越來越成為教育與災難之間的比賽。」我們都知道英國是個素有絕對化的經驗主義傳統的國家。而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國度向全世界發出如此告誡，足以讓我們振聾發聵。
災難是什麼？災難就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們在睡夢中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時，二十幾萬人就已經命歸西天；災難就像1999年煙台「大舜」號船被一陣狂瀾掀至海底，二百幾十號人傾刻間死於非命……
災難是什麼？災難就像希特勒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幾千萬人不得不把陽光與愛情拋諸腦後，去投身戰爭與死亡；災難就像「文革」那場浩劫，無數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審判台並且被處以死刑……
災難有自然的與人為的兩種。二十世紀後，人類面臨的災難越來越多。
威爾斯把教育同災難聯在一起，並宣稱它們之間在進行殘酷的比賽，確實有些聳人聽聞。可是當我們回首今天我們正在恪守的那一套教育方式與方法時，就會發現，我們正在教育問題上不斷地製造著與天災人禍一樣可惡的無數越來越嚴重的災難！
可以置青春生命於死地的災難的最直接和最嚴重的受害者，便是我們的高三學生。
曾經，很喜歡在中午的陽光下，坐在學校的草坪上與學友海闊天空地神聊，高興了，就去盪一盪操場角落的鞦韆。而現在，我早已習慣在曾是快樂閑逸的時光里，與同學們互相考著數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單詞，而那鞦韆的影子，也不知何時已在我心裡生了銹，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常常在抽屜里藏一本厚厚的小說，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黃昏，邀夥伴去打乒乓球。而現在，我的案頭和書架上，五花八門的參考書堆積如山，而我可憐的球拍早已屍骨無存，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每每迫不及待地復回遠方一個飛鴻，也熱衷於為了博取「壽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際跑遍一間間精品店，去挑選合意的禮物。而現在，面對青鳥帶來的問候，我的信箋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樂」的敷衍，代替往年帶給友人的那一聲驚喜的喊叫，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心中默念的是「友誼萬歲」，此時心中腦中全是滿滿的語數外史政，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愛在窗外漸漸瀝瀝飄著小雨的夜晚，讓我的小屋裡迴旋起兒縷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樂與細雨的感染下塗抹幾行空靈的文字；也曾愛策划出一個個諸如「去看海」、「去聽音樂會」之類的假日行動。而現在，我的磁帶盒上已經積滿了一層不薄的塵灰，我的詩乾枯了，無法再浪漫了，因為高三。
曾經，我還有許多曾經，可是，我無法再想這些曾經了看看現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過一絲絲悵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卻是自己選擇的——「人生能有幾惶颶」？……為了那一瞬的笑顏，我無奈依然緊鎖那顆想飛的心，安安穩穩地在蝸居里苦讀。只是偶爾有不甘心的瞬間，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游內蒙、下海南，瘋狂地「報復」一下！
這是我正準備寫處在高考最前沿陣地的高三學生的心態時，無意間讀到的深圳實驗中學心愿同學的一篇作文。
聽聽這個龐大群體的青春生命的沙啞吶喊，我感到的是一種與這位同學同樣的無奈與沉重。我們的官員、老師、家長，還有所有以「有社會責任感」自居的人們，讀此小文，也許會想起些什麼，也許會明白些什麼……
關於高三生，想說的話太多，也太多彩又多悲。平時，我們只注意了他們的升學率，卻難有心思平靜下來聽聽他們的心裡是怎麼想的，現在我們就借這個機會一起來聽一聽吧，因為這對人們是有好處的。
——高三學生訴說之一
其實，我的學習作息表在初三時就有，那是爸爸媽媽為我參加中考準備的。後來我考進了市重點，於是在進入高三後，爸像指揮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前線指揮官似的命令我：現在的「戰況」會比中考時要激烈緊張得多，你應該而且必須有張以分秒為計算單位的作息表。
於是我趕緊製作高三的第一張「作息表」，大體如下：
5點：起床。
5點10分：穿衣洗漱。
5點20分：吃早餐。
5點35分：離家騎自行車上學。
6點至8點：自習。
8點至11點半：上4節課程。
12點：自修。
13點至16點半：上完下午4節課程。
16點半至18點：兩節強化班課程。
18點至18點半：自行車回家路途。
18點40至19點30分：吃飯外加看新聞聯播。
19點30分至21點30分：做作業。
21點：休息10分鐘。
21點10分至23點30分：自習。
父親對這張「作息表」表示初步滿意，末了他加了一句話：重在質量。他的話中有話，因為在中考時我也是用類似的「作息表」，結果常常在最後的一個多小時里實在困得不行，伏在書本上睡著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運與前程就在這一搏上，你自己應該清楚。」父親的話跟老師天天灌的一模一樣。我感覺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們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時間表是死的，現實的許多情況是活的，就像戰爭一樣，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決定能否取得戰爭預期勝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從家裡到學校需要半個小時的自行車路程。可下雨怎麼辦？有一次長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讓橫穿，一定要等一隊長長的國賓車隊走過。整整二十分鐘，我因為急著到校，差點讓警察把我當作「破壞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裡堵了一肚子火，最後把一個老太太撞倒了，其實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車還離她有一米左右的時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這個擦破了一點皮的老太太死賴著讓我拉她到醫院去看傷。我說我是學生，我要上課去，我把名字留給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療費，我一定讓我父母來付給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說你留的名字和電話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當時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沒有辦法，她還是死死地拉住我的書包帶不讓我走，更可惡的是，在場的兩個中年人也跟著起鬨，不放我走。到醫院一檢查，什麼傷都沒有，只花了二十塊挂號費和一點包紮費。這時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經十一點了。半天課沒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時間補回來。
哪有時間補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時是嚴格地被安排著，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須嚴格控制在五分鐘內，否則老爸就會說我是有意磨蹭。那次為了補課，我不得不利用同學中午吃飯和課間休息的間隙，摘抄老師講課筆記。誰知那幾天倒霉事都讓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飯冷了些，不爭氣的肚子就鬧起來了。這一折騰我就開始發燒，一直燒到三十九度五。在醫院一住就是三天，打針、吃藥，吊葡萄糖，那幾天里雖然我的腦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覺卻是那樣地好。因為多少年裡，我天天都得無休止地早起晚歸，無論颳風下雨，無論烈日暴晒，聽不完的課，做不完的作業，好像活著就是為了填海般地往腦子裡裝知識——誰知道這種知識以後還能否用得著。看樣子爸媽都很著急，看得出，他們大半是怕我耽誤太多的課程，而並非關心我的身體。第三天夜間，我的高燒實際上已經全退，老爸從我的飯量上判斷我可以出院上學了，就對醫生說，明天早晨再測一次體溫，如果不燒了可以出院吧。醫生說正好他們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緊。我心想，見鬼，這麼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幾天才虧呢。於是我想出了一個計謀……第二天8點左右，小護士過來為我測體溫。幾分鐘後，她從我嘴裡拿出體溫表一看，那雙很大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怎麼，又三十八度四了？」說完，她過來用手摸摸我的頭，而這一切，我們配合得天衣無縫。「嗯，這孩子是沒退燒。」前來給我準備收拾東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幾分急相，他聽完小護士的話後，連忙問：「能不能出院呀？」小護士不高興了，說：「你這個人怎麼回事？孩子的燒還高著呢，你怎麼讓他出院？」我聽著心裡不知有多高興，臉上卻裝出一副極其痛苦的樣子，把頭緊緊地捂在被子里。當我的目光與老爸那雙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時，趕忙避開……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因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過了三天的「作息表」，這是整個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時間，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歸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爭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張「作息表」上漏掉了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周末的兩天。對了，這正是我要向你說的。如果說一二三四五的幾天里，我是在靠那張用分秒來計算時間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話，那麼周未兩天里我的另一張「作息表」簡直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