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讓中國揚眉吐氣的大山。
這座大山早已在我們面前聳立，儘管許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為他實在太高太大。而這座大山支撐的，正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構築起的象徵科學與國力的那個神秘的核世界。這座大山就是被國際人士稱為「中國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題記
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點，當我剛從外地採訪順道回到江蘇常熟老家的父母親身邊時，電話鈴突然響起：
「……你看新聞了嗎？北約把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今天大學生們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遊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訴我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開父母一直用著的那台黑白14寸電視機，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的血淋淋的場面和首都大學生們在美國駐華使館前憤怒聲討的鏡頭……這一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個不寧靜的日子。我睡不著，並且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什麼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發動對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轟炸？
如果我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其相當的話，它敢發動這樣的野蠻襲擊嗎？在這個令億萬國人悲憤與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我的同鄉，中國原子彈、氫彈研製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當廣播電台傳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後，就有人傳言說王淦昌先生是中國原子彈的主要領導者和研製者。直至20世紀80年代，有關我國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的內幕不再成為「絕密」時，我和我的常熟老鄉們才知道在歷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名單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來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聞名的大科學家，在和平時期為了國家的特殊使命，隱姓埋名18年之久，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當年參與中國「兩彈」研製的一批傑出科學家中，有被人或稱為「兩彈元勛」或稱為「兩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彭桓武……那麼，王淦昌在這批科學巨人中處於什麼地位呢？
還是讓我們用現在已經公認的中國核武器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錢三強的話來說：「我的學長王淦昌同志對我國原子核科學基礎研究和原子能的應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淦昌同志是清華大學第一屆（1929屆）物理系畢業生，比我高七級，他在學校時的教授有葉企孫、吳有訓等，教師有趙忠堯等。我們在學校常聽老師們提到第一屆學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為了準備召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曾在北京召開過自然科學工作者大會籌備會。在這期間，我第一次見到了浙江省代表、聞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學知識、開朗的性格和直率的發言，給我印象深刻。當時就想到，要發展我國原子核科學時應請他一起參加。」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這個最初設在北京東皇城根、後遷到中關村的被後人稱為「中國核搖籃」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長就是錢三強，副所長則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為所長的錢三強從此時起不僅是位著名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位著名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許多場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我還兼任科學院計畫局工作，又先後參加過幾次保衛世界和平會議和有關工作，因此所內的組織領導責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負了主要責任。1956年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我國科學發展十二年規劃，其中原子能科學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擬定的。規劃定稿中包括了質子加速器、電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輻射化學的研究和同位素製備等，使得規劃擴大了。所有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應用核物理、宇宙線、高能核物理、反應堆、加速器、放射化學、同位素製備等方面，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為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機械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的科學技術範圍勾出了初步藍圖……」
錢三強先生說的後來這個由二機部和中科院雙重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同我國一切合作協議後，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批准，成了後來專司負責研製中國核武器的「九院」（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也稱二機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心中的「寶貝疙瘩」，在國家高級機密會議上常被念叨。
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將這個絕密單位有意設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牆邊。那裡一片荒蕪，長滿了灌木和雜草。住在這裡的農家突然有一天發現在田間地頭上聳起一座灰色的四層大樓，周圍是高高的圍牆，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常有各種轎車進出。於是「灰樓」便成了一個神秘禁區。一二十年後，人們這才知道，這神秘的「灰樓」是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指揮機關與核心部門。
「灰樓」現在依舊聳立在原地，周圍有了無數遠比它高大和宏偉的建築。往日的「灰樓」淹沒在鬧市之中的海淀花園路的中央地段。當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望著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滿神秘色彩的「灰樓」時，眼前突然升騰起那光徹天地的「蘑菇雲」……
「九院」院長是李覺將軍，他是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直接指揮「兩彈」研製的現場組織者。
三位副院長便是主管核試驗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論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設計研究的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則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負責人，極富才能且十分年輕。從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幹格局一直沿襲至1978年。後來李覺不再兼任院長了，由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王淦昌兼任院長，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亞和鄧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後升任為副院長、院長職務。
「王淦昌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僅參與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而且在爆轟試驗、固體炸藥工藝和新型炸藥、高功率脈衝技術，以及核武器試驗等實驗診斷方面進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在開展地下核試驗過程中，他花費了巨大精力和時間研究與改進測試方法，使我國僅用很少次數的試驗，就掌握了地下核試驗測試的關鍵技術。」周光召同志寫這評語時是1996年2月。作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論科學家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一向用詞極其嚴謹的周光召，在評價王淦昌先生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貢獻時，在僅有180個字且大部分是專業名詞的評語中，重複用了兩次「奠基」和兩次「關鍵」的字眼。顯然，王淦昌是當之無愧的真正的中國「核彈先驅」。
「兩彈」成功爆炸之後的若干年裡，在「兩彈」研製中作出重大貢獻的一批著名科學家後來都從「國家特級機密」的帷幕後走到了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前台，成了眾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直沒有走出神秘帷幕的「兩彈」研製工作的大科學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決定王淦昌參與「兩彈」研製領導和組織工作時他已55歲了，是所有直接參与研製工作中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科學家。1980年2月，在鄧小平主持下的全國科學工作大會上，「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被確定，長期得不到應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們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機會。王淦昌此時已是73歲高齡了，他說，當國家領導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為中國核能事業做些業務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當與他並肩戰鬥十幾個春秋的「後生」們如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或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長時，他則繼續埋頭在中國核能工作的第一線上，雖然那時他也有全國人大常委、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核學會理事長等職務，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眾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製「兩彈」是中國的最高機密，所有參與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員也得「三代貧僱農」出身，政治審查是最嚴格的，凡與「兩彈」研製工作沾點邊的幾十萬參與者中，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領導層中為數不多的非中共黨員決策者。王淦昌當時被推薦為「九院」副院長，直接負責「兩彈」研製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從1961年4月走進那座「灰樓」起，他經歷了長達18年之久的隱姓埋名。他不僅是參與「兩彈」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中隱姓埋名時間最長的一個，即使是可以公開身份之後的七八年中仍嚴格按照組織規定，極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他正好72歲。介紹他入黨的是與他並肩戰鬥幾十年的另一位我國傑出的核工業領導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專家、當時的二機部副部長姜聖階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時候要求加入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