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民間就有兩句傳說，叫做：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哪裡沒有市場，哪裡就會出現溫州人。
溫州人很有個性，他們有知命而認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徵，他們總能從沒有市場處找出市場，從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市場混亂中尋找商機，從鮮為人知的邊緣經濟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從而創造了人人皆知的現代版的經商神話。
溫州人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除了要比自己的鄰居富有之外，沒有別的使命。賺錢和比鄰居更富有的慾望，控制了他們的全部思想和行為。
而以上的性格決定了溫州人搶佔鄰居的「便宜」及喜歡張揚的個性。溫州人從來都喜歡標榜自己，他們即便干著最低賤的活兒，受著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時，也從不放棄向外宣傳自己是溫州人，這一點讓人格外敬佩。
近鄰的台州人則不一樣。台州人因為過去沒有多少人知道「台州」這個地名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是，歷史上的台州是「貶謫之地」，故而這裡的人不願聲稱自己是台州人。筆者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十幾年前，我正在編著一套《中國英才》叢書，那時我知道北京的紅橋市場已經有了一個很具規模的浙江人開的珍珠市場，因為那時經常在報端看到外國政要到中國訪問，會到紅橋市場買中國珍珠，比如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美國總統柯林頓等。
有一天，我在編輯部見到一位長者前來拜訪，他操著一口濃重的浙江話，他說他是在紅橋賣珍珠的溫州人，他掏出一張名片給我，從此我知道了這位叫陳宜根的長者，他就是在北京紅橋市場名氣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為陳宜根一直稱自己是溫州人——很慚愧，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中國有個台州。老陳後來入了我編的《中國英才》叢書。他的事迹很不簡單，即使是現在，不用看介紹他事迹的文章，我也會說出個大概：
他老家盛產珍珠，1987年時，年已花甲的陳宜根帶著兒子獨闖北京，父子倆先在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3樓租了一個櫃檯，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後又搬到紅橋農貿市場，擺下了浙江人在北京開設的第一個珍珠項鏈攤位。不料陳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紅火，並成為京城一景。那時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開始愛美的女同志們能有一條價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項鏈是件十分愜意的事。陳宜根的生意就這麼火了起來。後來他帶著老伴、女兒、女婿和外孫女一起都進了北京，之後又把村裡的人、鄰村的人都帶到了北京，「溫州人」在京城賣珍珠賣出了名。
1992年，陳宜根把珍珠弄進了人民大會堂展出，中央領導和夫人，對陳宜根他們的珍珠大加讚賞，有中央領導還為陳宜根親筆題寫了「珍珠大王」四個字。陳老先生很會做生意，他把與領導人的合影和人家給他的題詞往小攤上一放，於是那些逛紅橋商場的國內國外的遊客紛紛慕名而來。後來他的珍珠攤位，成了外國總統參觀紅橋市場的必到之處，尤其是隨訪的總統夫人們對又便宜又光艷的中國珍珠更是愛不釋手，更使陳宜根這個「珍珠大王」的名聲威震四海。他帶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為國內外名門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紅、茹培培等「珍珠女」現今都成了跨國公司的大老闆。
因為寫此文，我到了陳宜根老家溫嶺採訪，才知我十幾年前就認識的這位「溫州人」，原來竟是台州人！
「過去在外經商的溫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們台州人。那時台州沒名氣，我們說了自己是台州人，別人會再問台州在哪兒，有的甚至以為台州是不是在台灣。所以久而久之，在別人問我們是哪裡人時，就不說台州人了，乾脆說自己是溫州人。台州人吃虧就在這裡，在前二三十年里一直是這個樣……」台州人談起這事，至今仍有些苦澀。
「可我們台州人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務實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勁，從不好高驁遠，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變貧窮命運，是支撐我們自身的一種精神力量，也是我們日益進取不竭的動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會有一股雄心——因為過去我們都很窮。」有位台州經濟學家這樣說。
他的話使我聯想到一則法國故事：傳說有位法國年輕人，他從小很窮。後來他以推銷裝飾肖像畫起家，在不到十年時間裡躋身於法國50大富翁之列，成為一位年輕的媒體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絕症於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後，法國一份報紙刊登了他的遺囑。
在這份遺囑里他說：「我曾經是一位窮人，在以一個富人身份跨入天國的門檻之前，我把自己成為富人的秘訣留下，誰若能通過回答『窮人最缺少的是什麼』，而猜中我成為富人的秘訣，他將能得到我的祝賀，我留下銀行私人保險箱內的100萬法郎，將作為睿智地揭開貧窮之謎的人的獎金，也是我在天堂給予他的歡呼和掌聲。」這家報社後來收到18000多個人寄來的答案，這些五花八門的答案中大概有三類：一類認為窮人最缺少的當然是錢，有了錢窮人便不再窮了；另一類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機會，有了機會就可能不再窮了；再一類認為窮人缺少一技之長，有了一技之長就可以改變貧窮；也有人說窮人最缺少的是幫助和關愛。在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律師和代理人打開了這位年輕富翁的私人銀行保險箱，公開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認為：窮人最缺少的是成為富人的雄心。有一個年僅9歲的女孩猜對了，因此獲得了100萬法郎。這個女孩在領獎時說：每次我姐姐把她11歲的男朋友帶回家時，總警告我說，你還小，不要有什麼雄心！於是我想，也許雄心可以讓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所以我想窮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也有不少這樣的女孩子。她們無論在炎熱的夏天，還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季，三三兩兩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個馬路邊，或者在商場的路口和學校的門前。
她們的身邊，是一台手搖的補鞋機，幾乎席地而坐的她們以最低微的姿態、以最熱切的期待，招攬著每一個需要補鞋或者捎帶擦鞋的人。這種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個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當做「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些「補鞋匠」，他們遍布了全國各地的每一個城市的每一條街……這樣的「補鞋匠」，有姑娘，也有小夥子，有三四十歲的小媳婦，也有四五十歲的莊稼漢。
他們總是在我們的視野中，並且深深地烙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中——因為沒有哪類人能像他們那樣不懼風寒、不分時光。當第一輛公共汽車駛過行人稀少的馬路時，路邊的補鞋機和補鞋人已經靜靜地守候在那裡；當風雨交加、寒氣逼人的夜晚驅趕著街頭的最後一位行人時，你只要想補鞋，就可以找到馬路邊或公共汽車站邊的補鞋匠，他們正在那兒等待你……在那個年代裡，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風裡或者是沙塵天的黃昏下，那些在街頭補鞋的「補鞋匠」，哆嗦著一雙凍得皮開肉綻的手，一手捏著鞋，一手握著針地在為別人掌鞋。他們只收一塊錢，有人看著他們可憐，想多給一塊錢，可「補鞋匠」們會毫不猶豫地把多收的錢還你。對這樣的情形我幾次覺得不可理解，於是有意前去問「補鞋匠」，他們的回答讓我更加吃驚：「這回多收了你的錢，下次讓我怎麼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做生意為何物的年代，就已經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開始了為賺一分錢而不顧艱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軌跡。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奮精明，當然後來也出現了「浙江人做假貨」的一陣風潮——必須說明，是極少數的浙江生意人敗壞了聲譽。
從風靡全國的「補鞋匠」到震撼中國民營經濟並形成舉世矚目的「浙江精神」，溫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國人至今仍然並不清楚在這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實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台州人，因為在當年的眾多「溫州補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溫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領浙江人走遍全國並致富浙江及影響十億中國人共同致富的補鞋機，其發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製造第一台補鞋機的人叫管康仁。
我見到管康仁時，這位曾經引領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製造」之父，現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區下陳鎮的一個叫水倉頭村的地方。椒江區原屬黃岩市，這裡有著傳統的經商風氣，民間經商之風在數百年前就很有影響，與下陳鎮近在咫尺的路橋，是浙東有名的商賈重鎮，歷史上就很有名。
那天我去見管康仁時，對一個現象很吃驚：
在彈丸之地的下陳鎮水頭倉村，竟然看到中國馳名、打下世界縫紉機七分天下的「飛躍」「傑克」等幾十家著名縫紉機廠！現在的管康仁管著一家很小的縫紉機企業，每年生產約2萬台縫紉機。與如今年生產已達百萬台、銷售額超100億元的「飛躍「等企業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針車有限公司」，既顯得落後又顯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