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共黨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開放史書，我們都能看到這樣一段歷史記述：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按手印分田，從而掀開了中國農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
其實，最早分田到戶的並非小崗村，從筆者實地採訪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鎮皂樹村遠比小崗村18戶農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幾年，而且分田到戶的範圍和所經歷的過程比小崗村所經歷的要更加驚心動魄！
2006年4月23日，當我採訪完台州諸多現代化的先進企業和令人振奮的民營經濟後，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較落後的山區看一看時，市委宣傳部的同志與臨海市聯繫了一下，結果有關人士帶我到了臨海、天台和仙居三縣市交界的三水洋鎮。與高度發展的台州市區相比，偏僻的山區小鎮白水洋確實更像我記憶中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鎮。雖然這裡的居民也能通過電視看到大洋彼岸的奧斯卡獎頒獎的現場直播，但人們住的、商店裡陳設的基本上還都是一些日用品，時尚的奢侈品很少見。鎮政府的文化站長小楊將我們領到鎮會議室時，已經有幾位老幹部在等候我們。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會議室，說他在上世紀70年代當副區長時，這會議室和辦公樓就是這個樣。近40年了，鎮政府的辦公條件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白水洋歷史上可是蠻有名氣的呀！方圓幾十里，就這兒街市熱鬧，有『台州京城』之稱的臨海的城裡人，都稱我們這兒是『小上海』。」
老區長的話讓我對白水洋刮目相看。一個山區小鎮，有5萬人居住在這兒，僅憑這一點，我相信它在方圓幾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鎮最繁華的地方走了一程，總體感覺這裡偶爾也有一些年輕人能夠上上網，但百姓們基本上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那種逍遙自足的狀態，與大都市那種人趕人、車擠車的情況相比，白水洋人的這種逍遙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讓人有種懷舊的享受感覺。
白水洋鎮現在管轄二鎮一鄉，即原來的白水洋鎮和雙港鎮及黃坦鄉，與中國農村鄉鎮變革一樣，這些年裡白水洋鎮並併合合，管轄的行政村也由過去的145個撤併成了122個。雙港和黃坦也不再叫鎮與鄉了，改為白水洋鎮下屬的辦事處，就是過去的公社。
我們這些當年「人民公社」社員，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當我離開白水洋，往大山深處的雙港和黃坦兩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時，仍然不敢相信中國之大、中國農村與農村之間的差異之大。
雙港小鎮還算說得過去，有那麼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黃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無法認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訴我，現在的白水洋黃坦辦事處和過去的黃坦公社，都是在這座小院子里。這與我小時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過的江浙小鎮相比，黃坦實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像得到：雙港和黃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里所發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雙港和黃坦三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十年間，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演變過行政管轄權。白水洋鎮憑著歷史悠久、鎮大人多，所以從來都是以「中心鎮」的優勢在這一帶雄踞龍頭地位。「老二」的雙港則曾經在鎮之前的行政區劃內一度作為縣下面的區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黃坦始終是受白水洋和雙港的領導與管轄。現在從台州市區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車路程也就是三四個小時，從臨海到白水洋也就兩個來小時，可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前一二十年，別說台州市領導，就是臨海縣的領導能夠跑一趟雙港或黃坦，也實在太不容易了。難怪當我把黃坦和雙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積分田到戶的史實告訴在臨海當了十幾年領導的台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廣建時，他十分驚詫地說：「我怎麼不知道黃坦和雙港有這麼偉大的事情？」
「他們當然不知道！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這兒農村的分田到戶大包干，從公社和區委、區政府的幹部開始，所有人都是瞞著上面乾的，根本不會讓上面知道一點兒風聲，知道就麻煩大了！」老區長王植江這樣解釋。
「難道就沒透過風聲？」我問。
「也不能說上面沒發現過。我經歷的就有兩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農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講起當年的大包干，頓時情緒高漲起來，說：「先說1979年，因為我們雙港和黃坦兩鄉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鄉的幹部就向縣裡報告了。有一天縣裡的領導就把我和區委書記盧凱同志叫到縣裡詢問。當我們承認有這回事時，縣領導就責令盧凱書記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作檢查，那會兒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兩個凡是』風還很嚴重，誰要搞分田到戶，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要坐牢殺頭的事。我們的盧書記真是一條硬漢，他理直氣壯地告訴縣領導，說讓我檢查可以，但讓我動員農民把分的田再收回來，我不幹！我也幹不了！縣裡領導一聽，氣得嘴都歪了，說：你是區委書記，你不執行上級組織的命令，還要你這個區委書記幹什麼？盧書記說：我這個書記的烏紗帽你們可以隨時摘掉，但你們誰也無法阻止農民分田的行動！盧書記的態度，讓這事鬧大了，周圍的公社怕我們的分田到戶風刮到他們那兒去，於是在我們雙港、黃坦二鄉通往外面的一個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豎了一塊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寫了十個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雙港爛。意思是我們雙港已經被資本主義爛掉了，現在緊挨雙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鄉村的最後防線，一定要堵住不讓我們的分田包干風吹到他們那兒去。」才30多年前的事，現在我們聽聽當年所發生的那一幕，會捧腹大笑。
「後來呢？」我問。
「那個時候，農民們想過好日子的心早已像乾枯的水秧苗，靠一塊牌子、一個命令是擋不住的。沒有多少時間，我們雙港、黃坦周圍的河頭、沿溪、張家渡等山區鄉村，也有不少農民偷偷仿效我們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還是我們雙港和黃坦二個公社……」王植江老人談起那一段往事，頗為得意。
「你們的分田到戶，與安徽小崗村相比到底時間比他們早多少？方式有什麼不同？」這是我所關心的事。
「我們這兒的分田到戶，最早的一些生產隊上世紀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說要比小崗村早出幾年，甚至十幾年！我們這兒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種默契，一開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崗村，他們是那種幾個農戶聯合起來形成的一種反抗集體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進而介紹：「比如黃坦公社有個皂樹村，在1977年前就已經把地全部分完了，後來到80年代中央出台農村實行分地到戶的責任承包制政策時，皂樹村就沒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為好幾年前他們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兩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輪土地承包政策時，他們因村裡的戶籍人員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才重新調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劃分。」王植江說完這話補充道：「我在雙港和白水洋當幹部到退休，已經幾十年了，都是在農村工作，對這裡發生的每一件稍大一點的事，全部記得清清楚楚。」
「那你能說說你老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並支持農民們分田包乾的呢？」
「可以。」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訴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乾的事是在1976年。當時我任雙港區副區長。」
「你是怎麼發現這裡的農民其實早把地分掉的呢？」
王植江很驕傲地說：「我還是先介紹一下我們這裡農業的一些基本情況吧。」老人到底是農村幹部出身，知道應該先讓我明白些什麼，「我們雙港區除了白水洋鎮情況好一點外，雙港和黃坦是臨海最窮的地方，尤其是黃坦，基本都是山區，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偏僻地方，農民們一直吃國家返銷糧過日子。但由於人民公社後，土地歸了集體，農民們吃返銷糧仍然不能吃飽，所以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有生產隊把土地按人頭分給了各家各戶。可那時畢竟全國農村都是不允許分田到戶的所謂社會主義，因此上面聽說有人分田分地後，就要求我們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1976年夏，我當副區長時，上面又要求我們組織工作組下鄉，對那些分田的農民動粗。當時上面給我們工作組的精神是：只要共產黨在，就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搞單幹。
這話的意思是：我們能不能制止和剎住單幹風，關係到能不能保住共產黨政權的天大問題。老實說，當時我帶著工作組，就有種同單幹風生死鬥爭的味道。你可以想像，我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政權，而他們搞單幹、分田分地就是與共產黨唱對台戲的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們才發現農民們分田單幹的實在太多了，多得讓我們簡直無從下手。為了給那些分田搞單幹的人點顏色看看，工作組也曾採用專政的手段，揪了幾個人，像鬥地主、斗走資派一樣，押著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