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對外開放把國門輕輕地一拉就可以高枕無憂，那未免太天真和幼稚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外開放，尤其是它的進程，其實比自力更生所經歷的還要複雜和艱巨得多。」經歷中國對外開放初期過程的秦文彩體會深切。
許多中國人或許還沒有這樣的體會，世界上什麼事最勞神？從事對外合作的同志會告訴你：與外國資本家談判最勞神！「有時候，談著談著，我想殺死對方的心都有！」一位「老外事」工作者曾經對我這樣說。他同時又說：「其實跟『老外』談判，一旦談成之後，天大的事也變得簡單又簡單了，他們的辦事方式是：談判過程寸土不讓，毫釐不舍。但一旦紙上簽名畫押後，你怎麼個折騰都沒有關係，只要不出合同規定，但倘若違約，你就得接受協議的條款，就是親兄弟、夫妻間的一分錢賬目，也必須清清楚楚。」
幾十年生活在計畫經濟環境下的中國石油人哪兒干過斤斤計較的「買賣」，尤其是與國際資本家的「洋買賣」！
「第一次看外國公司拿來的合作項目的合同文本時，簡直不能多看一眼，多看一眼，你就會發矇……他們的條款搞得太細太細，細得甚至連上班從什麼地方起步、到下班走哪條道路，都必須規定得死死的，如果你沒有按條款規定的去給他們辦，他就得罰你款。外國人的思維模式與我們很不一樣，而且國際經濟的合同條款文本，有時一個很小的具體事宜，他們也會拿出一本厚厚的文本，少則幾十頁，多則幾百頁，甚至上千頁，別說通篇看完，就是讓你看幾頁，也非得把你整頭痛了不可。可你還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而且必須看明白，如果稍稍忽略一下，你可能就掉進不知有多深的陷阱了……研究合同文本，是我感覺最頭痛的事，但這又是對外合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絲毫馬虎不得。」秦文彩深有感觸地向我吐露了十餘年主持中國石油對外合作過程中最苦惱、最勞神的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海洋石油開發中的對外合作，比任何中外合作項目都具有挑戰性和艱巨性，因為除了雙方利益外，我們頭頂上還懸著一把利劍，它便是國家的主權問題。」秦文彩說，為這，他、康世恩、張文彬等中國石油人，在改革開放初期不知被多少人罵過「賣國賊」，然而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度組織紀律性和黨性原則在心中，他和他的同事們又為了不做「賣國賊」而不得不一次次地忍辱負重、義無反顧地堅持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諸多外國公司展開無數艱苦而不懈的談判與較量，這種談判桌上、桌下的較量，有時甚至比戰場上相互殘殺還殘酷、還殘忍。「欲哭無淚，生不如死的滋味都嘗遍了！」秦文彩坦言。
「但在國家的尊嚴和民族利益面前，你個人的委屈和無奈又能怎麼樣？你還得平靜下來，調整好心態，捂住傷口，舔干血跡，重新振作精神，再去戰鬥和拼搏，甚至有時需要違心地去執行……」這就是秦文彩等第一批從事對外開放工作者所練就的品質與修養。
外交家的智慧，石油人的豪氣，中國人的尊嚴與友情，在對外工作中，你得淋漓盡致地發揮到極致，越發揮到極致，你所獲得的尊重與收穫越將是最可喜可賀的。
進入合作開發第一輪的是與法國和日本，中國政府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國家，在當時既有業務上的考量，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在西方世界的對華關係中，法國一直與我國保持良好關係，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戴高樂將軍便奉行與我友好的外交姿態。與鄰國日本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以田中角榮為首相的新一代日本政要，順應世界歷史潮流，當他們看到中美關係有了改變之後，唯恐落後，於1978年便締結了《中日友好條約》。這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友好條約，為中日兩國間的經濟合作掃清了障礙。然而由於中日之間在近代結怨太深，尤其是領海上的一次次海戰和扯不清的分界線問題，極大地傷害了兩國間的基本信任。
然而，當中國海上吹起強勁的開放東風之後，資源嚴重依賴進口、又一向看好中國海底石油資源的日本政府，聽說中國正在與西方各國開展大規模的合作開發海上油田，實在坐不住了，時任首相的大平正芳親自出面，通過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濱野清吾於1979年6月訪華時傳話給中國最高層，希望儘快就日中共同開發渤海灣石油事宜正式簽約。其實中日就合作開發海上石油的事宜在這之前已經有過多次討論，日本方面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熱心度遠遠超過歐美國家的石油公司，這是因為日本政府一方面出於國內外政治上的需要，從中日建交後就很想在對華問題上有所表現；另一方面是根本的：如果中國海上石油開發成功，作為資源緊缺、僅有幾百海里的鄰國日本，當然最期待獲得一部分從中國貿易分成利益中的石油資源。日本方面因此下的工夫也很大。從1978年開始的一年多時間裡，日方曾派過八個談判代表團到中國與秦文彩他們進行談判，並達成初步協議。最後形成的協議內容也是非常可觀的，中國將渤海灣地區的渤南一帶海面劃給日本石油公司進行物探和以後參與招標開發，日本方面最終也同意拿出5億美金作為日方對華石油的合資開發投資。然而由於中日海域分界的爭議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所以合作開發議題一提出，「釣魚島」問題便立即抬到了桌面上。
「釣魚島」自古是中國海域中的一個小島嶼，但日本國內一部分人堅持認為是他們的，理由是釣魚島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中，日方與台灣政權有過把釣魚島劃給日本的「條款」。中國政府自然對此不會承認，故中日兩國間就釣魚島的爭議成為海上石油開發主權問題的焦點之一。
鄧小平訪日時，有記者向他提出了「釣魚島」這一敏感的問題。鄧小平用高超的外交語言巧妙地回答道：釣魚島是中日有爭議的地方。既然有爭議，我們就暫時把它擱置起來。並說：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有限，讓後一代人去解決吧，相信他們能夠解決好。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後來成為了中日海洋石油開發的一項基本原則。當時的鄧小平和日本領導人，其實是十分期待在釣魚島一帶進行石油勘探開發的，但因為兩國之間的爭議無法解決，所以這一方案就被擱置了。但渤海灣的石油開發項目則一直在緊張的談判之中。而關注這一進程的不止兩國間的石油公司，兩國高層領導同樣十分關注，尤其是日本方面。1979年，大平正芳訪華前夕，為了能夠爭取到一項象徵日中友好的「成果」，首相府就把共同開發渤海灣石油項目的簽約事宜，作為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的一項重要內容。
這，也就有了濱野清吾托話給鄧小平的事。這話是通過鄧穎超和廖承志轉達的。在濱野清吾與鄧穎超和廖承志見面的第二天，鄧、廖二人就聯名給鄧小平寫信作了報告。兩天後，鄧小平批示道：請日本幫助開發渤海灣石油問題，請先念囑有關同志迅速著手進行，以便在大平來時正式達成協議。
當時的中日兩國間關係很好，中國方面也希望能有點實質內容為大平正芳訪華時增加點友好氣氛。再說，百業待興的中國政府當時手頭很缺錢，日本能一下出手5億美元來同中國合作，也引起鄧小平的關注！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一次有中共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參加的經濟工作座談會，會上他特別就利用外資問題作了專門闡述。鄧小平認為，中國經濟在發展，利用外資是一個極好機會，「因為這個機會太難得了，這個條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破壞得很厲害的國家，包括歐洲、日本，都是採用貸款的方式搞起來的。」鄧小平還舉例算了一筆賬：「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個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繳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說完上面這些話後，鄧小平進而道，「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平素講話從不講過頭話的鄧小平，會在短短的幾百字講話中，連續用了兩個「太可惜了」，這是少有的。足見鄧小平對外資利用的關注。
日本方面也抓住了剛剛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領導人的心理，他們緊追不捨。張文彬、秦文彩等中國石油人因此在同歐美國家的石油公司展開一輪又一輪緊張而繁瑣談判的同時，也與日本方面不斷商榷和談判。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第二天，中國和日本關於在渤海灣開發石油的總協議在人民大會堂簽訂。1980年2月，中日雙方又就總協議遺留的油田開發問題籤訂了補充協議，而這之前的所有協議還不是正式合同文本。按照日本國的法律，還必須經過國會批准。日本方面對此高度重視，文本很快經執政黨——自民黨掌控多數席位的議會通過。此時，中國方面則有自己的想法：正式合同文本的簽訂時間，希望放在中國的華國鋒主席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