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8年的中國，註定將要掀起震驚世界的一幕。歷史學家因此認為，這一年是當代中國社會真正發生巨變的分水嶺。
這一年發生了什麼？
我們現在似乎記得最多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提出了要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劃時代戰略方針。毫無疑問，這次歷史性的會議如同一聲春雷，預示著中國這頭沉睡了無數年的雄獅，將徹底地甩掉束縛自己手腳的鎖鐐，要呼嘯出征了！然而許多人不知，三十年前那一場影響了中國此後歷史走向並改變了今天世界格局的「改革開放」決策歷程，事實上並非一帆風順。恰恰相反，它充滿了驚心動魄的鬥爭與錯綜複雜的矛盾，各式各樣的動機和靈魂交織在一起的蕩滌與交鋒，甚至還有來自大洋彼岸的某種推動力……
這一年之前的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黨的第十屆三中全會。會上，有四項重要決議：一是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二是關於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三是永遠開除「四人幫」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四是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一個月後的1977年8月，黨的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宣布了兩件大事：「文革」結束和確定在本世紀內將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標。
那一年的這段時間裡，我在湖南湘西的人民解放軍某部當新聞報道員，我與許多這個時期過來的人一樣，經歷了大悲大喜的1976年，而197７年給我的印象是：祖國大地處處都是「熱氣騰騰」。這一年留在我們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我的那些留在家鄉沒有出來工作和當兵的同學們，他們都在欣喜若狂地開始重新拿起書本，攻讀「數理化」，參加久違了的高考。還有便是我們部隊和地方上一次又一次地迎接「英明領袖」的畫像，記得我所在部隊迎接「英明領袖」畫像的隊伍一直從營房排到了火車站，浩浩蕩蕩十幾里路……其實這還不是最為壯觀的。聽我幾個在海軍當兵的老鄉講，他們那裡迎接「英明領袖」的畫像是用的專機和軍艦……現在想想那個年代的事會感覺特別的荒唐，但在那時我們無不「神聖」和「光榮」，有個小戰士不小心將「英明領袖」的畫像弄髒了，其受到的處分是與「文革」期間弄壞了毛主席像一樣的。
溫暖的春天已經來到，但我們仍然不清楚春天裡的寒流是否仍然非常刺骨和可怕……春天裡落到地上的寒意或許是冰霜和涼風，而留在高處的寒流，則可能是冰凍千丈的雪峰和刺骨入木的颶風。
「文革」宣布結束了，但「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兩個凡是」還必須遵循——這樣的話，來自最高層。當時黨的最高決策層的情形：鄧小平剛剛恢複職務，黨的主席和政府總理並不是他。鄧小平所主持的工作主要是教育、科技和軍隊工作。1977年7月至1978年初，鄧小平在軍隊進行的整頓和教育，恢複高考及科技界吹起的春風，已使祖國大地到處春意盎然。可在農業和工業戰線仍然寒流暗涌——這股寒流是「熱高壓」下形成的特彆氣流，它就是當時曾讓陳雲、薄一波等懂經濟的老一代領導人異常吃驚的「十年規劃」。涉及工業戰線的具體的內容是：國家計畫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線和五個重點港口。
那時，國家正處百業待興之時，普通百姓聽到如此宏大的規劃，無不心潮澎湃！然而黨內最會算賬的陳雲、薄一波以及老一代經濟學家則嚇出了一身冷汗，驚呼這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譚」！來算一算：拿1977年的中國鋼產量為例，當時年產為2370萬噸。當時國外一家評估中心通過計算認為，中國必須花費400億美元的外匯方能實現6000萬噸的鋼鐵指標，或者說每年需花50億美元（加上資金價格上漲因素等），才可能在十年後完成這一指標。可中國當時的出口額僅為97億美元，將一半的外匯用於鋼鐵生產，這對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是極其危險的一著，而當時可能增加外匯的只有兩條路：農副產品和一部分的石油出口。
這兩條路走得通嗎？
農業方面：「學大寨」十幾年來，中國農民靠填河、砍樹、種糧食的日子已使自己的肚皮越來越空，土地植被破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正在孕育一場空前的農民革命——偷偷按手印分田到戶。
另一條路便是多採石油。石油這個行業自大慶油田發現以來，是最讓毛澤東和中國人民驕傲與放心的行業——1964年以來，不僅滿足了中國自己的工業和人民生活及國防所用油品，而且年年騰出一些產量出口換外匯，支持了國家其他行業建設。石油部老部長余秋里、康世恩，功不可沒，所以兩位都先後進入了國務院任副總理，同時還長期兼任了計委主任和經委主任之重職。
1977年，中國要成為現代化的強國目標已經確定，然而中國的經濟以何種方式前進，成了當時最激烈和最熱鬧的兩種衝撞與交鋒，這就是：表面上熱氣騰騰、實際上危機四伏的「十年規劃」與表面上冷峻、實際上在聚集衝刺力量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之間的衝撞與交鋒。前者，顯然有過多的「左」的印跡，後者貫徹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但，兩者之間的哪一個更正確和佔上風的問題，統統都在1978年將得出交鋒的結果。
1978年因此變得特別的驚濤駭浪，驚心動魄！
這種挾帶著劃時代的明顯痕迹的風浪，對石油人來說格外地感覺到它的驚心動魄和驚濤駭浪。新中國的石油人是以「余、康」（余秋里、康世恩）帶出來的。自從大慶油田發現與開發後，「余、康」在石油界如同當年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一樣，他們建立了新中國的石油營盤。
此時的農民革命，尚在邊遠和落後的安徽小崗村及浙東的台州一帶孕育小股旋風，並沒有形成暴風驟雨。而作為工業戰線的「領頭羊」和國家經濟生命線的石油工業，已經成為以上兩種方針所形成的無法繞開的衝撞與交鋒的中心地帶。
任何迴避都無濟於事。中國的經濟巨輪欲將起航，石油旗艦必須先行。於是，圍繞要不要和如何對待西方石油公司進入中國領海作業的問題，成為三十年前我國對外開放的首當其衝的事件。其過程，曲折而精彩！歷史倘若不記載這段光陰，將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史的嚴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