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梁雨潤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不是惜紙，還可以再寫出如此多的文字，但我想結束本文，免得讓讀者們感到疲乏。只是在采寫完他的事迹後，我覺得有不少心頭的感慨非說不可。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字多少的問題，而是關涉到我們黨千秋執政大業和根基能否巋然不動的大事。
有個道理大家興許都知道：和平時期，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有無數與戰爭年代完全不同的事需要去做，這中間最重要的當然是領導我們這個農業大國實現從貧窮中脫離出來，朝現代化的目標前進的任務。簡單地說，就是推動社會發展，即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這樣的問題，其實對一個執政黨而言，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任何一個成為了統治者的執政黨，其執政後的基本任務幾乎都負有這樣共同的責任，離開了這一點，也就無所謂執政了。但為誰而執政，為誰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的社會生產力又是為誰服務和為誰謀利益，這是共產黨執政者與其他執政者的區別所在。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前的幾十年間，能夠取信於民，能夠取得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就在於實現了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宗旨與目標。然而今天在一些地方、一些地區的人民中間為什麼對我們的為官者有那麼多微詞，那麼多過激的行為，問題就出在一些為官者忘卻了自己為官到底應該為誰謀利益？怎樣為人民群眾謀利益？
人民和百姓是最少講大道理的，但他們也最懂得基本道理的。那就是你說得再好聽，唱得再優美，你只要不是在為他們服務和謀利益，你這樣的官和政府他們就不歡迎，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有不少領導者，他們對百姓的疾苦了解甚少，或者知道了也不願多去費心。正如梁雨潤所說，也許你會為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們辦一百件好事實事，解決他們百個千個難題，但也未必比得上認識一個管用的領導，因為一個「管用」的領導一句話可以使你飛黃騰達。再有些幹部他整天浮在水面上，搞那些「形象工程」，卻對群眾真正期望的實事則不問不聞。另一種幹部看起來他們的工作毫無可挑剔之處，他們有章有法，循規蹈矩，貌似忠於職守，把自己的職能搞得井井井有條，而當那些百姓尋路無門的難題愁事找到他們時，則面孔一板，或者佯作同情之狀地說一聲「此事不屬於我們管」而一推了之。這樣的官當得四面玲瓏，八面逢源，到頭來，該評先進的照常「先進」，該陞官晉級的照樣陞官晉級。而老百姓的事該怎麼著還是怎麼著，細細看一看本文主人公梁雨潤遇見的那麼多聞所未聞的奇事怪事或者平常事，哪一個不是因為我們的一級級領導和幹部們你推我推，最後讓農民們有冤無處申，很難找著一個管用的部門，針頭般的糾紛也釀成了你死我活的悲劇，那些原本不應激化的矛盾更是落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怨誰？當然得怨那些拿了國家俸祿，頭頂戴著共產黨招牌而不為民辦事，整天只知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官僚衙役。可眼下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出在此處，要命的是：你好心好意去為老百姓辦了實事，做了好事，卻反被那些不干事的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視為「超越職能，不該多管」的不好行為。
我本文的主人公梁雨潤就遇見了這樣的「待遇」。自他的事迹在百姓中廣為傳頌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都進行了宣傳，他還被邀請到各地講演自己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經驗體會，有一次在同行的紀委幹部會議上，梁雨潤作了學習彙報後，馬上就有人在台下竊竊私語起來：這老梁確實不簡單，可咱紀委幹部要都像他這麼干，不就成了信訪辦工作人員了嗎？咱是辦案的，老百姓有那麼多事咱能管得過來嗎？
帶著同樣的疑慮，我不止一次問我的主人公。這也正是梁雨潤這幾年在基層為農民辦事中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他這樣向我掏出心窩窩裡久積的話：我們黨在奪取政權時期，與百姓是魚水關係，只要人民需要，不管誰都會去做，甚至不惜犧牲生命。新中國成立了，黨成了執政者，人民群眾成為被執政者。而執政者隨著各式各樣的體制機制的建立，關係錯綜複雜，條條塊塊，形如蛛網。似乎成為缺了誰都不行，可常常又缺了誰都沒關係的局面。久而久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泛濫成風，遇事推諉扯皮成了家常便飯，論功行賞時則你爭我奪，好不熱烈。這樣的結果，倒霉的則是那些需要真正解決難題和難事的人民群眾，他們舉冤無入門處，下跪求不到神仙，最後只得衝天罵娘，揭竿而起。梁雨潤說到此處，感觸頗深道：我這樣職務的幹部在農村和基層也算是個「大官」了，天天會遇到各式各樣農民群眾的事，按照體制條塊分工，百姓的事都是你可管可不管的事，假如你認真負責地去過問和處理了，天大的難事也可能就迎刃而解了。相反你躲著避著，誰也說不出你什麼，可針尖兒的小事可能釀出了巨大冤情，人間悲劇。
梁雨潤說他因此常想著這樣一個問題：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們的事會有多大？有多難辦？說白了，無非是些土地糾紛，鄰里矛盾，對幹部作風和司法不公等問題看不慣，比起我們一些幹部關心的職位升遷，妻兒工作安排，孩子上學問題要簡單得多。為什麼我們的幹部對自己的事處理得那麼投入，那麼遊刃有餘，而到為群眾辦事時就那麼講究「分工」，能推就推，即使火燒眉毛的事也麻木不仁？說到底，就是沒有把人民群眾的事當作自己的事看待，對人民群眾缺乏基本感情。
是的。梁雨潤的話其實替我回答了廣大讀者追覓他本人為農民群眾辦了那麼多好事難事的「內在動因」，而這也正是我探究他為什麼能成為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實實踐者的「思想根源」。
在夏縣的日子是梁雨潤參加工作30多年裡的短暫一站，然而他在百姓心目中所樹起的共產黨幹部形象的那座豐碑已經牢牢地根植在晉南大地上。今天我們再到夏縣這個昔日的「國家級貧困縣」走一走，你就會發現這兒的農民們早已不再愁眉苦臉，他們的心境變得陽光燦爛。這裡不僅村風村情起了質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農民們的致富門路更加寬廣。其中最惹人耀眼的要算幾乎家家戶戶都引以自豪的「蔬菜大棚」了。說來叫人不敢相信，如今讓夏縣農民走出貧困奔小康的好似仙女散花般的遍地「蔬菜大棚」，竟然與梁雨潤這個紀委書記有關，而且農民們這樣說：「論功，梁書記頭一份。」
這不由引起我的好奇。
農民們告訴我，在1999年前，夏縣這個遠近聞名的蔬菜基地上從沒有過能「四季生錢」的「大棚蔬菜」，因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昔日曾有過的蔬菜基地美名的夏縣最終還是戴上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1999年開春，夏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身為紀委書記的梁雨潤陰差陽錯地被指定為抓全縣日光溫室蔬菜棚建設的負責人。對這份「兼職」，梁雨潤不敢輕視，他利用「主業」紀委工作的間隙，跑了一趟山東取經，回來就大刀闊斧幹了起來。現今已是夏縣農業開發委主任的呂全印，當時在禹王鄉當黨委書記，老呂一談到梁雨潤抓蔬菜棚的事大為感慨，話匣子像倒了個似地往下滑——
這老梁，他抓蔬菜棚建設，就像抓案子似的那麼雷厲風行。我記得清楚，那天早晨也就五點來鍾，我還在夢中，突然他打電話來，說他已經到了我的鄉黨委辦公樓門外。我問他有什麼急事起這麼早？他說你快起來，我們一起看哪個地方能適合搞蔬菜大棚。我被他逼得沒辦法，只好鑽出熱被窩，跟他到了一塊荒丘上察看地形地貌。當我們認定那兒的土質和地勢能建蔬菜大棚後，老梁揮動钁頭就帶頭幹了起來。可建一個大棚就得7000來元，全縣推廣1萬畝這樣的日光溫室大棚，就得7000萬元。咱夏縣是貧困縣，哪來這麼多錢？看我們有些心灰意懶，老梁便說：這還不好辦？上邊要一點，銀行貸一點，群眾拿一點，不就齊了？說歸說，可真正想籌到錢在我們這樣的貧困縣可是比登山還要難十倍的事。那陣子，可苦了老梁，他一面忙著紀委主抓的抽一百個人，辦一百件群眾急需解決的大案的「雙百會戰」，一面心系蔬菜大棚建設。我聽說僅為了到省里向有關部門「磕頭要錢」，他老梁就去過不下好幾回日夜兼程風雨無阻地上太原城。一部分的錢籌到了，試驗大棚也建起了一批，可老天不作美，那年夏季暴風雨特頻繁。有一個星期日，老梁他辦完縣裡的事晚上9點剛返回到老家芮城，突然暴雨交加。老梁還沒同年邁的父母說上一句話，就令司機把車往回開。從芮城到夏縣有三四個小時的山路行程，當老梁一身水一身泥地冒雨趕到大棚基地時，菜農們感動極了，說梁書記你咋這個時候到蔬菜棚來了，都12點了呀！老梁說：下這麼大雨我擔心棚子會不會塌嘛！老梁就是用這種精神使全縣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就發展和推廣了十幾萬畝這樣的日光溫室蔬菜大棚。如今我們夏縣的農民們已經將經營大棚蔬菜當作致富的一條重要途徑，占農業總收入的30％以上。
夏縣的蔬菜大棚發展，給農民們所帶去的豐收與致富的喜悅，使我看到了什麼是共產黨幹部的「份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