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事在農民的心目中最神聖？什麼是農民的命根子？
毫無疑問，當然是土地。
土地不僅是農民的命根子，其實也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命根子。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在漫長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除了只有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之外，中國的全部歷史都是農民的歷史，或者說都是土地化革命的歷史。即使在今天，土地仍然是影響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將推動或者制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共中央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裡每年頒發的「一號文件」，即是與土地直接相關的農業問題。
中國的土地，決定著中國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命運，還將在很長時間裡繼續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
用現代時髦的話講，城裡人對財富的理解是以資本的多少來衡量的，而農民們對財富的理解則是看自己對土地的佔有情況。農民對土地的渴望與擁有，其實遠比現代人對資本和財富的渴望與擁有要強烈得多。
土地從本質上體現的是農民的絕對的財富價值觀。因而土地的擁有或喪失其實就是農民們的根本利益的得與失。
明白了這層意思，我們就不難理解像崔良娟這樣的農家婦女，為什麼可以幾乎是用了半輩子的時光，僅僅是為了爭得咫尺宅基地的擁有權的全部意義了。然而在廣大農村，像崔良娟這樣寸土必爭的農民以及他們寸土必爭的信仰，何止僅僅體現在對自己宅基地上。
1999年4月8日是個大雨天，這一天是梁雨潤的「群眾接待日」。瓢潑的大雨不停地下著，從前一天的深夜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班時間仍未見停。8點正，梁雨潤準時從自己的辦公室來到縣委信訪接待室。這時有一位60來歲的老人進了門。梁雨潤感到有些驚奇，因為老人從上到下的一身裝束完全是陳永貴式的——頭扎毛巾，一身黑襖，那腰間系著的是一根用草繩編織的褲帶，黑襖上有數處已破，裡面露出幾縷發黃的棉絮，一看便知是從山裡來的農民。
「大伯，你是山上哪個鄉的？」梁雨潤給老人搬過椅子，端上一碗熱茶。
「哎哎，我是廟前鎮井溝村的。叫庚銀項。」
「你老為什麼渾身都濕透了？剛剛被雨淋的？」梁雨潤伸手摸摸濕襖，關切地問。
老人的眼睛開始潮濕了，渾身一個冷戰，然後全身哆嗦起來：「梁書記，我為了見到你，已經在那兒，你看就是那兒……」老人指著窗外的縣委辦公大樓的側牆：「那兒的屋檐下，我在那兒睡了兩宿。今天總算等到你了，算我沒有白給雨澆了……」
梁雨潤感到心頭一震：「你老就為見我兩晚都睡在屋檐下？是雨水把你澆成這個樣？啊？」
老人「嘿嘿」一笑：「是啊，可我值啊，總算把你梁書記等著了。嘿嘿。」
梁雨潤的眼眶裡的淚珠在打轉。「老人家，你這麼大年歲，咋睡露天嘛，可容易得病呀！」
「梁書記，嗚嗚嗚……你可要給我們農民作主啊！我已經跑8年了，再跑下去我連這身破棉襖都穿不起了。嗚嗚，嗚——」老人傷心地哭泣起來。
「你慢慢說，大伯，有什麼冤事只管跟我說。先喝口水——」梁雨潤動情地。
「哎，梁書記，是我們村裡的支書，他——」庚銀項老人開始講述起他這13年來一直為土地的事而奔波的遭遇。
梁雨潤聽完庚銀項老人的敘述，火就來了，那隻大巴掌重重地落在桌子上：「大伯，我一定在七天之內給你把這事解決了！」
「七天？」
「對，七天。只要事情屬實，我用一個星期時間給你把事辦了！」
當日下午，在梁雨潤的統一安排下，一個專門辦理庚銀項老人舉報問題的專案組出發了。經過紀委王武魁副書記為首的專案調查組三天多時間的連續調查核實，庚銀項老人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問題的真相大體是這樣的：
庚銀項是夏縣廟前鎮井溝村六組村民，原該生產隊隊長，後來生產隊改為生產小組，他是該村六組組長。這是個自然條件比較差的村落，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僅是一年打不出幾擔糧食的土地。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他們更加珍視腳下的土地，堅守著祖先留給他們的每一寸良田。1984年，庚銀項所在村民小組的王某當上了井溝村的黨支部書記。作為庚銀項一手培養起來的娃，庚銀項打心裡希望王某能當好一村掌舵人，時刻想著村裡的父老鄉親。但王某當了支部書記後，想的不是全村百姓的事，卻在盤算著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權為自己多謀私利。井溝村地處中條山腹地，幾個自然村非常分散，自然村與自然村之間的生活條件差異不小。庚銀項老漢的六組比起村委會所在地的五組就要差得多，王某身為村支書，平時家在六組，開會則要翻過幾個丘峁峁到五組那兒村委會所在地。這事一直讓王某心裡很彆扭。客觀地說，為了工作方便起見，王某有心把自己的家遷到五組並非全部是搞特權。但問題出在王某後來確實利用了特權並讓農民的實際利益受到了損害。1987年，原五組村民的河南籍老鄉遷回了黃河東邊的老家，使得五組多出了20多畝承包地。身為書記的王某見時機到了，跑到鄉政府那兒先把自己全家的戶口從六組轉到了五組自然村。回頭又找五組組長商定，把自己在六組席家坡的24畝承包地帶到五組作為「遷戶之禮」。由於農民對已經屬於自己承包權的土地格外看重，雖然王某是村支書，但五組村民對於他的遷居一直暗裡對抗著不樂意。來一口人佔一份地，就等於從別人的飯碗里搶走一口飯吃。再說席家坡的地比起五組的耕地來，肥瘦程度不可比。但念在王某是村支書和他能從六組帶來24畝耕地份上，王某遷居這事勉強辦成了。可六組的村民不幹了，你王某是支書，愛富不愛貧可以理解，因為你手中有權，可以往條件好的自然村遷戶，但你不該帶走24畝地。按照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頒發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二條第五款之規定，像王某原居住地的承包地是不能隨家遷出第六組自然村的。令六組村民氣不打一處來的是：王某把24畝地擅自轉讓給五組後，因為五組嫌路遠耕作不方便而實際上又把這些地的承包權還給了王某一家，而王某憑著他是村支書，在五組那兒他一家獲得了那位遷走的河南籍村民留下的承包地，這邊他又把在六組原有的24畝地劃在自己戶下，並且把這24畝地又轉包給了別人。
庚銀項和六組村民不幹了，他們知道這是王某利用職權做了違背中央土地政策的事。於是他們就到鄉里縣裡反映情況，以求把屬於他們六組的24畝土地要回來。庚銀項告狀的事讓王某知道了，很生氣，一句話就將庚銀項的六組組長職務給撤了。
王某這麼做明擺著是以權壓人，罷我個人的職是小事，但以權謀私，違反國家農村土地政策，危及席家坡父老鄉親子孫後代利益是大事！庚銀項在村民們的支持下，從此開始了長達8年的上訪，要求政府和黨組織出面糾正王某的做法。庚銀項一次次走出山村，來到縣上、運城市向上級反映情況，而8年間在他的那份「上訴材料」上，也寫滿了各級領導的「批示」，然而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像所有上級對農村的指示精神一樣，真正要落實時還得找村一級幹部來實施。井溝村的事王某身為村支書，他能不知道？更何況庚銀項「告狀」針對的正是他這個村「第一把手」。
「老子辛辛苦苦當支書，這麼點事你們還要告個沒完啊？」王某開始並沒有當回事，但年復一年，他已經無法再「宰相肚裡能撐船」了，竟然下令「你姓庚的再告狀就別想回村。出了山，他庚銀項愛到哪告我管不得他，但要想再回村咱就得收拾他！」
就這樣，為村民爭土地的庚銀項老漢上訪，變成了一個長年有家不敢回的「流浪漢」。原本便是一貧如洗的山民，一旦離開了山村和土地，哪有法子過日子？上訪上訴，本是件耗時耗錢又耗神的苦差，而如今身為「流浪漢」的他，更是吃盡了苦頭。為了省錢（其實庚銀項身上根本就沒有錢），他只得時常夜宿街頭，像那天見梁雨潤的頭兩天夜裡睡在縣委大院的屋檐下算是「好運」的了，至少不會半夜三更被那些刮地皮財的流浪漢們趕來趕去，或者敲詐勒索。令庚銀項氣憤至極的是一些部門的官員和辦事秘書，明明知道他是一位正兒八經有事要向政府和組織反映的上訪農民，卻拍桌子瞪眼地硬說他是「瘋老頭」，讓保安一次一次拉出去送到收容所……屈辱和無奈伴著庚銀項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他曾幾次從收容所逃到中條山那個自己的家，但天一亮他又不得不含淚離家，因為一旦被王某知道他這個「釘子戶」回村，就會派人前來抓他。人家的理由很「充分」——據上級有關部門來函，庚銀項在外面有妨礙社會治安表現，村委會根據村民治安條例進行處理。服不服？服的話就交罰款；不服？那就送鄉派出所！派出所哪是好去的地方？輕則受訓，重則一頓皮肉之苦——這在那些素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