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人類自遠古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與各式各樣的災難和敵人的戰鬥。SARS僅僅是無數災難中的一種而已。當疫情過後，我們發現，其實SARS唯一令我們恐懼的就是它的摸不著看不見的強大傳染力。至今日，SARS雖然已經在我們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們賴以取得戰勝SARS的全部技術能力，還遠遠沒有達到人類征服天花、麻風那樣的水平。一切對付SARS的臨床醫療技術僅僅是支持性療法。
但在與SARS的交戰中，我們可以欣慰的是人類畢竟勝利了。這個勝利如果從戰術上分析，我們真正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們在切斷SARS傳染源上取得的成績。除了廣泛運用傳統的「人民戰爭」武器外，我特別想介紹在北京保衛戰中一支特別隊伍，他們便是一直在SARS戰役中衝鋒在前、使得SARS這一惡性傳染源無機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SARS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SARS具有的特別傳染強度，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
我把他們比作戰前的偵察兵，比作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作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作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著「後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北京在與SARS的戰鬥中，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布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的隊伍，人們可能根本不覺得他們的存在。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SARS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她們佔了全隊總人數的85％！
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在與SARS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
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像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SARS患者的流調隊員。
「你什麼時候接觸SARS患者的？」我問。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進行了對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
「我是家裡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SARS戰鬥中所做的事。」
「他們聽說後對你說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
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著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著我。「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於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
「你不害怕？」
「有點。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我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滿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
「別人不理解，像在乾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
從姑娘嘴裡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SARS的生死搏鬥中，沖在最前線，干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SARS的害怕和恐懼，使流調隊員們遭到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葯，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便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幹凈。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人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辦法的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穿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無奈只好沿著樓梯一層層地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隔離他們，儘快幫助其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歲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門也罷，我們在門外向裡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嚎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里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叮哐亂響一通，像是在操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
「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里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電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沖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噓噓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里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里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裡忙外幹了三個來小時……」
流調隊里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五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你們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里的人都以為我們得了非典，他們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基礎，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還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了解，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等密切接觸者代表開車來接。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里，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里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不得動彈。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