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在我接受採訪任務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個願望:

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麼樣。它真的就不能讓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機會終於來了。

6月19日上午,我穿著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褲,沒有戴口罩,什麼預防都沒有。我要獨闖一下那個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來到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這裡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採集到的全部病毒樣本,也就是說這裡可以稱之為「北京SARS病毒大本營」。

SARS魔巢!我終於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緊張。

我抬頭看到一塊牌子很醒目地寫著五個大字:特殊工作區。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未經批准,請勿入內。我一樂:此地此處,怕是怎麼請也不會有人願意進來的啊!只有我——一個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再往三樓走。右拐,向前十幾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個「331室」!

我注意觀察,看到上面有一塊很小的牌子,寫著「流感病毒實驗二室」八個字。

SARS,流感病毒?對也,非也。估計那是塊掛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實也沒錯什麼,SARS本來就是屬於流感型病毒嘛!

「不許進來!」當我靠近那個敞著門的「331室」時,突然被裡面那個穿著防護服的大夫嚴厲警告道。

嘿嘿,再傻我也不會這麼隨便進去的嘛!心想:大夫,請你們放心。

我站在門口,往裡看去,這裡比我想像中的惡魔老巢要簡單得多:一個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間。裡面除了幾張桌子和幾台儀器外,還有一個大冰箱。視線反方向還有個能夠觀察到「SARS」的操作台,這是站在門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就這麼些東西!

但誰也想像不出就在這間「331室」房間內,我的主人公在過去的近三個月里與SARS進行了一場場驚心動魄、驚天動地的較量啊!

更令我意外的是:參與決定這場與SARS惡魔決戰成敗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的主人公丁麗新,年紀輕輕,美麗清秀中帶著幾分纖弱。她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還有一個上小學二年級的寶貝兒子。丁麗新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兒子長這麼大從沒有離開過她的懷抱,即使上學了,還是她天天接送,頓頓飯菜伺候。如此溫柔賢惠的女人本該在家做個全職太太,但她不是,當年她選擇的志向是與病毒打交道。她從事病毒實驗工作已經十幾年,主攻呼吸道傳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一直在變異,就像我們人類自身不斷發展一樣,病毒也是在不斷優勝劣汰,留下來的和新出來的,絕對都不是些孬種,一定是對人類具有特別的殺傷力。」丁麗新說。

「你與病毒惡魔戰鬥了十幾年,就沒有過被擊倒的情況?」

「當然有,好幾次非常危險,差點丟了小命。前年我還有過一次險情,那次還把我身上的病毒傳染給了兒子。當時我真的很緊張,我還拿兒子的血清做了分離,發現他傳染的正是一種我正在實驗的病毒。要不是採取措施及時,那我們母子倆就危險了……」女檢驗師的臉上有些暗淡。

丁麗新跟普通百姓一樣,是在毫無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條件下接觸SARS病毒的。她說:「今年2月份聽說廣東那邊出了一種叫非典的呼吸道病,當時我們北京市CDC應急中心把我和細菌實驗室的幾個同志叫去說了這事,大家討論北京怎麼對付這種可能傳染過來的流行傳染病。當時我提出最好找個病毒來做實驗。可由於北京當時沒有SARS病例,我們只能等待機會。2月份3月初也做過幾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離,但都沒發現什麼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們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長的賀雄同志突然過來對我說: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這回來真的了,你們一定要認真做啊!」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應急中心的沈壯主任氣喘吁吁地拿來七八個咽拭子病毒管交給我。他告訴我,這是北京發現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傳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標本。從這一天開始,我一直在與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檢驗師,實驗室的病毒分離和細胞培養及傳代等現場實驗都是由我來完成的。我還有兩位同事,他們都是我的戰友和領導,一位是林長纓博士,一位是副所長劉海林先生。我們的上級單位CDC的領導們也給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個弱女子能夠面對強大的SARS惡魔而不膽怯,並且按時完成了一項項實驗任務。」

丁麗新把年輕博士林長纓介紹給我,其實在認識她之前,我已經先認識了林長纓,只是這位年輕博士在抗非戰鬥中承擔的工作太多,那天約定採訪他的時間裡,他一邊還在參加一個SARS科研招標會。採訪現場,他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去開會,因此多數時間我是在聽女檢驗師講述,而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為整個北京SARS病毒實驗都是由這位女檢驗師在做的,她的美麗外表和平靜心態更使我感覺與SARS惡魔的搏殺,是那樣殘酷和驚心動魄。

「第一例病毒實驗什麼時候出的結果?」

「很快。我的分離SARS病毒實驗結果大約是在3月13日就出來了。這個時間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一個多星期後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頭是『副黏病毒科』屬同一時間,而要比歐美國家及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多月後的4月16日正式確認SARS的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結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實驗室只是一個B2實驗室,像SARS這樣傳染力強度的病毒應該在B3實驗室,也就是設備更完備和高級的病毒實驗室進行。」

條件有限,責任無限。面對猝不及防的災難,急切需要充滿責任的尋找:尋找病因,尋找療效,尋找科學精髓……

女檢驗師的生活因與SARS的戰鬥而發生了變化。

她離開了溫馨的家,告別了心愛的兒子,與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訣別的電話——

「我可能回不來了。」

「暫時吧?」

「不,也許是永遠……」

「不許這樣說!」

「可我知道……」

「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記住:我和兒子都在家等著你回來,啊!」

她說不下去了。

這一天,她知道幾件事:東直門醫院的段力軍大夫死了,武警醫院的李曉紅死了,連第一個發現SARS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義大利醫生烏爾巴尼也死了,他們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時不幸被病毒擊中而死的……

女檢驗師也給自己作了最後的打算——她從側面知道此時單位領導給她和幾位做病毒實驗的研究人員悄悄買了「意外傷亡人壽保險」。買這樣的「保險」在當時是很具悲壯色彩的。那些日子裡,丁麗新奇怪地發現單位里所有的人都對她特別的好,同事們跟她照面時總報以特別友善的微笑。雖然平時她與同事們關係相處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對她的微笑里總夾雜著另一種東西——那是一種對勇敢者的敬意?還是對行將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後的日子裡,SARS的瘋狂到達了頂點,整個北京城籠罩在凝重的災難氣息中,人們連呼吸都感到極度困難。那段日子裡,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標本被送到實驗室,需要進行病源學實驗和血清分離。丁麗新常常是剛剛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離和細胞接種,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實驗台上。按照規定,從病房或者其他地方採集來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須在六小時之內進行實驗,否則就達不到應有的研究價值。

女檢驗師簡直是在與SARS病毒賽跑。

「那時一天不知要進進出出實驗室多少回,常常是這一批的病毒剛剛接種上,另一批新細胞的培養又得趕緊跟上。記得最緊張的一天,我在實驗室共呆了約15個小時。那時SARS還屬於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趕緊將它弄清楚,因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對付它。那些日子裡,我們根本沒時間考慮與SARS病毒零距離接觸危險不危險的事,而是千方百計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實驗,你又不能急,每一個動作都必須按規程辦,動作太輕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敗;時間也必須掌握好,太長太短了同樣會前功盡棄。所以每一次從實驗室出來,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臉部則因為被口罩蓋得像猴屁股似的……」說到這兒,我看到那張美麗的臉龐上露出幾分動人的羞澀。

「你們別以為跟SARS打交道儘是悲悲切切的,其實有時我特興奮和得意。」女檢驗師忽然滿眼發光地給我講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實驗時,發現SARS病毒跟一種小動物的紅細胞凝聚了!這個現象太重要了!因為能夠觀察到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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