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
《暗夜之賊》（A Thief in the Night，1905）是英國推理小說家赫爾南（E W.H，1866-1921）的「夜賊」系列最後一部作品；以「夜賊」做為推理小說的主人翁，本書的作者赫爾南當然是其中的開山祖師，而筆下的業餘神偷拉菲茲（A.J.Raffles）正是此類角色的濫觴，但留下的傳統後來倒也源遠流長；遠的像法國作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筆下那位擅變妝、神出鬼沒、妙手空空，人稱「紳士盜賊」（Gentleman-Cambrioleur）的亞森羅蘋（Arsene Lupin）；近的像紐約推理小說家卜洛克（Lawrence Block，1938-）筆下另一位專愛偷竊的舊書店老闆伯尼·魯登巴（Bernie Rhodenbarr），他的運氣不佳，總是在闖空門的時候倒霉碰見怪案（一具屍體在書房之類），不得不施展偵探功夫，以求脫身，這些都是繼承赫爾南傳統，讓小偷「竊占」神探主角地位的著名案例。
拉菲茲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不比福爾摩斯晚多少。（第一本福爾摩斯小說出現在一八八七年，而第一本拉菲茲小說則出現在一八九九年，相差只晚十二年。當歷史上的拉菲茲忙著穿堂入室、竊人財物之際，福爾摩斯也還忙著辦案、打擊犯罪，順便享受罕見高昂的稿酬，以及接受世人的愛戴。）
事實上赫爾南正是福爾摩斯創造者柯南·道爾（Arthur Doyle，1859-1930）的好友兼親戚（他娶了柯南·道爾的妹妹），他之所以寫推理小說也是受了柯南·道爾的影響。他寫過若干正統的推理小說（可惜現在沒有人讀了），但卻寫了三部偵探小說的「變體」（他本來就有開福爾摩斯玩笑的意思），以小偷為主人翁，也就是夜賊拉菲茲系列，這些小說反而是他後來傳世的作品（按推理小說史家朱利安·西蒙斯的說法，是黃金時期除了福爾摩斯以外最值得懷念的東西）。這些小說不但讀者一代接一代，連創作者也受他影響，不絶如縷地把「夜半闖空門」的傳統接續下去。
柯南·道爾願意為赫爾南的其他推理小說寫序，卻不贊成「夜賊」系列，他曾經向赫爾南抗議說：「你絶對不可以把這位罪犯變成英雄。」
福爾摩斯辛辛苦苦辦案，為的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心目中的社會秩序，把所有破壞秩序的「壞人」繩之以法，其中當然包括拉菲茲這種「業餘神偷」在內。但赫爾南卻仍然把書題獻給柯南·道爾，並說「這是我真誠的阿諛形式」（this is sincere form of flattery）；事實上，拉菲茲和福爾摩斯相像的不止一端，他們兩人都有一流的智慧，也都擁有著名的住址（福爾摩斯住貝克街，拉菲茲住艾伯尼），他們都有一位朋友兼跟班兼助手兼記錄者（福爾摩斯的朋友是華生醫生，拉菲茲的跟班是小兎寶）；他們大致上並不從事什麼「職業」（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仕紳階級從事某種「職業」是丟臉的事），只有一些「愛好」，兩人都對「犯罪」極感興趣，福爾摩斯想的是如何「擊敗」一個智慧型的犯罪，拉菲茲想的則是如何「實踐」或「創造」一個智慧型的犯罪。表面上看起來，兩人對犯罪的價值觀好像彼此對立，實則不然。
如果注意閱讀拉菲茲系列小說，我們不難發現拉菲茲紇不是一般社會上的罪犯（大惡人或小痞子）；他出身高貴，就讀的是高級學校，喜愛並專精「高尚運動」（板球），住高級住宅，參加上流社會的交際應酬。他與其他貴族「略」有不同的，是他在應酬飲宴之際，會「順便」觀察豪門巨室的地形地物，也「順便」檢視主人的財富珠寶，以便夜晚再來「光臨指教」。
仔細看這些故事，他從來不偷窮人的錢財（真實世界的犯罪並不是這樣，窮人之間相互偷竊的機會更加常見），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一；他偷竊的對象一定也有一些道德上的不完美（為富不仁的人被偷了，不值得同情，只宜大快人心），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二；他偷竊時並不傷害無辜（不像真實世界的犯罪，常常順便施加暴力於受害者身上），這是他的「社會正義」之三；有一次拉菲茲偷到東西，卻發現它正是大英博物館失竊的國寶贓物，他竟然像所有的「好公民」一樣，把贓物（偷偷地）歸還國家，這是他另一個社會價值觀的線索。
也就是說，福爾摩斯和拉菲茲絶對不是對立的角色，他們是「相似的」角色；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社會價值的守護者與實踐者（別忘了，拉菲茲後來是在波耳戰爭中為國捐軀）。只是在同一階級認同之下，福爾摩斯是「嚴肅的」社會中堅，而拉菲茲是「淘氣的」社會菁英，一個中間偏右，另一個中間偏左，他們的比較關係應該做如是解。
我唯一看到兩個角色的最大差異在於他們對「社交」的不同態度，福爾摩斯是一位相當孤僻的人，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多半建立在情報的搜集分析上（小說一再描寫他鉅細靡遺地讀報紙，並且運用街頭小孩打聽消息），他不參加宴會、不交朋友（華生醫師變成朋友是個意外，不是嗎？），更不會沒事周末到其他貴族家中聚會打獵（除非是受邀辦案），也沒看到福爾摩斯除了「打擊犯罪」以外從事什麼運動（他似乎精於擊劍與拳術，但沒看過他周末與人練習）。
相反的，拉菲茲可就是一位「社交動物」，他熱愛玩團體運動的板球（有一次一位有錢人因他板球高手的身份待之以禮，他竟然因此「知遇」打消行竊念頭）；而每個周末他更幾乎都在有錢人家做客，宴席不斷，派對不歇，或者就在俱樂部里輿他人閑談。拉菲茲對於朋友的態度也比福爾摩斯熱情得多，福爾摩斯和華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知性的交往勝過感性的交流；拉菲茲與小兎寶則情緒起伏極大，熱情的時候，拉菲茲叫他：「我忠實的小兔子」（My Faithful Rabbit）；衝突的時候，小兎寶對他可以是「帶著新的恨意與鄙視」，簡直像一對新陷入戀情的情侶。
推理小說真正對「犯罪」的態度產生根本的變化，我覺得還是要等到美國小說家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等人的出現，才給了推理小說徹底翻新的哲學與態度；在那個被稱為「犯罪小說的美國革命」的創作風潮里，我們才看到對犯罪全然兩樣的了解，對犯人的人格與動機，對偵探的角色與功能，也才能提出根本不同的詮釋與路徑。不過，這是另一個很長的故事，也許我們在這裡並不宜說得太多。
有趣的是，福爾摩斯和拉菲茲都在推理小說史里流傳了下來，成為兩個傳統；福爾摩斯成了「大傳統」，拉菲茲成了「小傳統」。在福爾摩斯的主流底下，一條不絶如縷的拉菲茲創作持續在我們的閲讀活動中。除了我上面介紹的拉菲茲式的創作外，在赫爾南死於一九二一年後，先有貝利·普隆尼（Barry Perowne，1908-1985）繼續以拉菲茲的角色創作直到二次大戰前；五〇年代，艾勒里·昆恩又邀普隆尼復出，重寫變得有點「羅賓漢」味道的小偷神探拉菲茲。七〇年代，又有大衛·佛萊契（David Fletcher）重寫拉菲茲短篇。拉菲茲，以一個暗夜之賊的出身，在閲讀史上能得這麼多讀者的支持，也可算是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