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人休息室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舉國上下正深陷世界大戰的泥潭,在北山鎮,藍思警長決定最後一次參加競選,如果成功,這將是他第七次擔任這一職務。他首次當選還要追溯到一九一八年,差不多四年後,我在北山鎮開始執業(山姆醫生正在向熟稔的訪客與酒友娓娓道來),從那時起,每一次的案件我都可謂是略盡綿力。我和安娜貝爾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舉行婚禮,距離藍思警長即將面臨的首次競選將近一年,自然而然地,她和我站在同一陣線上,竭盡所能地聲援藍思警長連任。

「安娜貝爾方舟」是本地區設施最齊全的動物診所,因為業務蒸蒸日上的緣故,助手已經發展到兩名,這意味著她可以有更多的晚上在家裡度過。十月里的一天,她還抽空和我一道參加了為藍思警長拉票的選民大會。今年的另一位候選人是個年輕的小伙兒,名叫瑞·安德斯,他是個相當親切的人,就是欠缺了點經驗,之前只做過兩年的警長助手。 我們也參加了一次安德斯的拉票集會,想看看對手的實力。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集會在莊園大廳舉行,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們站在擁擠的會場末排。安德斯年近三十,黑髮,自有一股魅力氣質隱隱散發。他偶爾會開玩笑說自己在鎮郊有個原木小屋,可惜他不是亞伯拉罕·林肯 。他和妻子在靠近鎮廣場有一個體面的家,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一開場,他便對我國英勇的海軍將士仍然在瓜達康納爾島 苦戰大加讚頌,接著解釋說自己因為風濕性心臟病的緣故無法報效祖國。隨著演說的繼續,主題逐漸演變為對年輕人的鼓舞,以及鎮警察局急需新鮮血液的加入。

「我擁有一名能力傑出,為人可靠的對手,」他慷慨陳詞,「他在任都二十四年了,今年五十六歲!」

他說得一點也沒錯,藍思警長比我年長十歲。當對方指出這一事實之後,我可以感覺到身旁藍思警長的熊熊怒火。我在他胳膊上拉了一把,以防他一時激動而大放厥詞。在前排的椅子上,一些安德斯的支持者激動地高嘁:「年輕萬歲!年輕萬歲!」

我趕在藍思警長爆發之前把他推到門口。

「你絕對想不到,」他一出來就破口大罵,「他的工作還不是我給的!他跟著我混了兩年,也許開過一兩張超速罰單,除此什麼像樣的成績都沒有。現在他居然覺得自己有能力比我幹得好!」

「淡定!」我說道,「你也想得心臟病嗎?」

「我怎麼會有心臟病?因為年齡?因為我五十六了?」

我黯然將他朝門外推。藍思警長這些年從未以病人的身份和我打過交道,原因很簡單,在將近六十歲時仍擁有非常健康的身板,這並不多見。他的妻子薇拉對此功不可沒。因此,他的健康狀況不會對選舉造成負面影響,可他的年齡顯然是個不利因素。

瑞·安德斯的競選活動負責人名叫喬納森,不過他更喜歡人們叫他卡塞爾少校,卡塞爾是他的姓,少校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得的軍銜——這是他自己說的。他五十歲出頭,以前在州議會擔任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如今在北山鎮這麼個小地方為當地的警長選舉拉票,我在想是什麼讓他淪落至此。沒準是為了錢,瑞·安德斯娶了簡·布洛菲,後者的家族在鎮外擁有一片贏利頗豐的煙草田,傳聞說她用大把美元支持著丈夫的競選,其中可能也包括卡塞爾少校的一份報酬。順理成章地,他住在他們的原木小屋裡,這間屋子可以說是簡·安德斯的嫁妝。

那天晚上,我們在警長家裡共進晚餐,薇拉烹飪了她最拿手的羊排,席間我們談到今天的選舉。安娜貝爾認為把視線的焦點集中在警長的年齡上是卡塞爾少校的點子。

「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真噁心。」她憤憤不平。

「你和瑞·安德斯有過接觸嗎?」我問。

「沒有,不過倒是給他妻子的寵物猴看過一次病。她看上去還不錯。」

「你說的不錯是人還是猴子啊?」薇拉·藍思開著玩笑,朝桌上遞來一盤菜。

大傢伙兒都樂了,安娜貝爾回答道:「要我說真的,都挺不錯。」

玩笑歸玩笑,藍思警長迅速恢複了嚴肅。

「醫生,我們怎麼才能應對年齡的問題?以前的競選對手從來沒有人利用這一點來做文章。」

「那是因為以前你還年輕,」我告訴他,「五十六歲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然不算老,但你出生的時候,人們的平均壽命也才四十六歲,即使是在今天,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也不過六十二歲。老樹能開新枝,時光不能倒流。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強調你在這個職位的經驗。把統計數字拋給選民,讓他們瞧瞧你這些年破了多少謀殺案!」

「那些成績里都有你的一半,」警長感慨地說,「他肯定要這麼說。」

晚餐結束後,我和警長去了吸煙室,女人們則忙著收拾餐具。在家裡我會幫安娜貝爾做家務,不過藍思警長和我不同,儘管只比我年長十歲,但我們已經是兩代人了。

「你能行的,」我試著鼓勵他,「瑞·安德斯想要在這裡擔任警長,路還長著呢。」

十月的腳步一天天過去,溫暖宜人的新英格蘭的秋天幾乎快要使我們遺忘了前線的戰事,出乎預料的是,安德斯似乎漸漸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氣。與安德斯共事的一些副官也紛紛加入他的競選陣營,藍思警長對這些人的倒戈感到非常受傷。薇拉甚至還做了一個極度不科學的民意調查統計,她在電話簿里找了一百個號碼,然後一一詢問,結果四十人支持藍思警長,三十七人支持瑞·安德斯,剩下的表示還沒打定主意。其實還有很多沒有電話的選民,我們沒辦法知道他們的選擇會是什麼。

到了十月二十六日,距離最終投票還有八天,在警長辦公室外出現了令人不愉快的一幕。羅勃·加拉格爾是安德斯的一名同僚支持者,他正在停車場向人們發放小傳單。我剛好開車經過,看到警長怒氣沖沖地朝停車場走去,一場衝突在所難免。我擔心這件事可能會造成某種不良影響,於是趕緊穿過馬路,朝他們走去。

「我今天又不上班!」加拉格爾不屈不撓地說,「況且這裡是警察局外頭,公民有言論自由,警長。難道您要為了這個讓我從局裡滾蛋嗎?」

加拉格爾雖然精瘦,可肌肉發達,他不僅身高超過六英尺,而且比藍思警長年輕四分之一個世紀。要是他倆打起來,誰贏誰輸一目了然。

「好了好了,你們兩個,」我大聲制止,並將他們分開,「回去吧,警長。」

他還想要開口說些什麼,不過似乎緊接著又改變了主意。他一個急轉身,朝辦公室走去。

「醫生,您該不會也要讓我回家吧?」加拉格爾問。

「換個地方吧,羅勃。去警長看不到的地方練習你的言論自由吧。」

「我和卡塞爾少校確認過,這麼做不犯法。」

「他說得沒錯,不過我們得盡量讓選舉和諧一點。」

說完這些,我跟著藍思警官回到他的辦公室,並把門帶上。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問。

「我哪兒知道,醫生。我這輩子還沒見過這種對手。我半輩子沒遇到什麼阻礙!連民主黨都多次支持過我。」

「羅勃·加拉格爾顯然是安德斯那邊的人,其他副官的態度呢?」

「有一些傾向安德斯陣營,但真正的麻煩就只有加拉格爾。他雖然是正式的共和黨黨員,但是和安德斯私交甚篤。他當然希望自己的兄弟取代我坐上局長的椅子。」

「你在薇拉的電話統計中還領先著呢。」

「那點領先,一晚上就沒了。」

他說得沒錯,成敗就在接下來的八天。

第二天早上,星期二,我很早就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安娜貝爾接過電話後把話筒交給我。

「找你的,藍思警長。」

我在半夢半醒中嘟囔道:「現在幾點?」

「快六點了。」

「你好,警長,這麼早找我,有事?」

「我剛剛接到卡塞爾少校的電話,他在電話中報告說有人試圖潛入他的小木屋。我得過去看看。」

「你今天值夜班?」

「我在床上呢,和你一樣。但是他電話直接打到我家了,我覺得可能要出事,醫生。」

「我們在小木屋碰頭,我儘快趕到。」我答應他。安娜貝爾臉埋在枕頭裡,大概又睡著了。

安德斯的原木小屋位於鎮郊,競選期間,卡塞爾少校就住在這裡。這是一棟堅固耐用、結構考究的建築,它看起來更像是度假村的一部分,而非拓荒者在森林中草草搭建的住所。我踩著油門,朝目的地疾馳而去,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魚肚白。警長應該已經到了,我將坐駕停在一輛副官的警車後面,旁邊還停靠著一輛嶄新的別克,我認出這是卡塞爾的車。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羅勃·加拉格爾,他站在小屋的門廊,手中拿著槍,保險已經拉開。他正用槍口瞄準一扇敞開的窗戶。

「加拉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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