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盲柳的說明
差不多時隔八年，我對發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號《文學界》上的《盲柳與睡女》進行了修改，於是有了這篇作品。原作大約有八十頁原稿紙（每頁四百字），約略長了些，以前就想多少縮短一點兒。九五年夏天正好有個在神戶和蘆屋舉辦朗誦會的機會，當時無論如何都想朗誦這篇作品（因為這篇作品是想著那一地區寫的），遂決定大加改動。為將其同原作《盲柳與睡女》區別開來，就隨便換了個名字，姑且叫《盲柳，及睡女》。原稿頁數減了四成，壓縮到四十五頁左右，內容也因之有部分改變，流勢和意韻都和原作略有不同，遂作為另一版本、或者說作為另一形式的作品收入這個短篇集。短時間裡新舊兩個版本將同時存在。
那篇作品和同樣收在短篇集中的短篇《螢》乃是一對。《螢》後來納入長篇《挪威的森林》，而那篇《盲柳與睡女》，情節上則同《挪威的森林》沒有直接關聯。
閉上眼睛，就聞到了風的氣味。帶有碩果般膨脹感的五月的風。風裡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果肉的粘汁，有果核的顆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核變成柔軟的霰彈嵌入我裸露的手臂，留下輕微的疼痛。
「噯，現在幾點？」表弟問我。我們身高相差近二十厘米，表弟說話總是揚頭看我的臉。
我覷了眼手錶：「十點二十分。」
「表可准？」表弟問。
「我想是準的。」
表弟拉起我的手腕看錶。手指細細滑滑，卻意外有力。「貴么，這個？」
「不貴，便宜貨。」我又看了一眼錶盤說道。
沒有反應。
我看看錶弟，見他正不無困惑地往上看著我，唇間露出的白牙看上去就像退化的白骨。
「便宜貨。」我看著表弟的臉，一字一板地重複，「便宜是便宜，但相當準。」
表弟默然點頭。
表弟右耳不好。上小學沒幾天耳朵就給棒球砸中了，那以來聽力一直有障礙。話雖這麼說，日常生活中基本沒有什麼不便，所以還是上普通學校，過普通生活。教室里總坐右側第一排，以便左耳對著老師。成績也不差。但他有能夠較好地聽清外部聲音的時期和不能的時期，二者相互交替，如潮漲和潮退。此外，每半年偶爾還會有一兩次兩隻耳朵幾乎都什麼也聽不見，就好像右耳沉默得太厲害，連左耳的聲音都給悶死了。那一來，普通生活不用說過不成了，學校也不得不停去一段時間。至於什麼緣故造成的，醫生也解釋不了，因為別無此例，治療自然也無從談起。
「就是說表這東西，也不是貴就一定準嘍。」表弟簡直像在說給自己聽，「我以前那塊表倒是相當貴，可動不動就出問題。上初中時買的，一年就丟了，那以來一直沒表。沒讓父母再買一個。」
「沒有表不方便吧？」我問。
「哦？」表弟反問。
「不方便吧，沒有表？」我看著他的臉又說了一遍。
「也不至於。」表弟搖搖頭說，「又不是一個人在山裡邊生活，時間什麼的總能問別人。」
「倒也是。」
往下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我應該對他更親切些，應該這個那個多搭些話，這點我很清楚。應該在到醫院之前多少緩解他感覺到的緊張。只是，從上一次見他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五年。五年時間裡，表弟從九歲長到十四，我由二十變為二十五。這段時間空白在我們之間砌了一道障礙，彷彿無法穿透的半透明的隔牆，即使我有什麼要向他搭話，也想不出合適詞語。每當我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時候，表弟總是以有點困惑的神情往上看我，左耳略略朝這邊傾斜。
「幾分？」表弟問。
「十點二十九分。」我回答。
公共汽車開來是十時三十二分。
同我上高中時相比，公共汽車的車型已經是新式的了，駕駛席的窗玻璃挺大，儼然擰掉翅膀的大型轟炸機。車內比預想的擁擠，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沒有，但也沒有足以讓我們兩個並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們也沒坐，而是站在最後面車門那裡。反正路不太遠。只是，我沒辦法理解這個時間段何以有這麼多人坐公共汽車。車是循環線，從私營地鐵站始發，繞山腳住宅區轉一圈，又回到同一車站。沿線又沒有什麼特殊的名勝和設施。學校倒是有幾所，上學時間自是相當擠，而午休時間車上本該空蕩蕩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環一手扶立柱。汽車閃閃發光，看上去就像剛出廠就運來這裡的，金屬部位一塵不染，簡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臉來。座罩的絨毛也挺挺實實的，連每顆螺絲釘都漾出新機械特有的得意和樂天意味。
車的換新和乘客人數比預想的多讓我有點兒不知所措。或者沿線環境在我不知道的時間裡搖身一變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環顧車廂，之後觀望窗外景緻，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靜的郊外住宅區風光。
「坐這車行嗎？」表弟不安地問我，大概是見我上車後臉上一直顯出困惑的緣故。
「放心，」我半是說給自己聽，「不會錯的，來這裡此外沒別的車。」
「過去可坐這公共汽車上高中來著？」
「是的。」
「喜歡學校？」
「不大喜歡。」我實話實說，「不過去那裡能見到同學，所以上學倒不怎麼難受。」
表弟就我的話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現在還見？」
「哪裡，好久沒見了。」我斟酌著回答。
「為什麼？為什麼不見呢？」
「因為離得太遠。」這自然是實情，不過此外也沒辦法解釋。
我旁邊坐著一夥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車擠其實是這伙老人造成的。老人們都曬得相當可以，連脖頸後都曬得那麼均勻，而且都瘦，無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襯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個人都把休閑登山用的小背囊樣的東西放在膝頭，長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議，簡直就像把放著同一項目樣品的抽屜抽出一個直接端到了這裡。不過也真是奇怪，這條線路上根本沒有登山路線，他們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環想來想去，但想不出合適答案。
「這次治療會痛么？」表弟問我。
「會不會呢？」我說，「具體的還什麼都沒問。」
「你以前沒找過看耳朵的醫生？」
我搖搖頭。回想起來，生來至今還一次也沒找過耳醫。
「過去的治療相當痛來著？」我詢問。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絲苦相，「當然不是說完全不痛。有時候多少還是痛的。並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麼，這回怕也差不許多。聽你母親說，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沒太大區別。」
「問題是，如果同以前沒有區別，那麼不是同樣治不好么？」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時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來？」
我掃了一眼表弟的臉。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說：「醫生換了，心情也會跟著換的，甚至順序的一點點變動都有很大意義。不要輕易灰心喪氣。」
「也不是灰心喪氣。」表弟說。
「可厭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說著，表弟嘆了口氣，「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像可能到來的疼痛要比實際疼痛討厭得多、害怕得多。這個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應道。
那年春天發生了很多事。幹了兩年的東京一家小廣告代理店的工作因故辭了；差不多同時，和大學時代就開始相處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腸癌去世，我拎著一個小旅行箱返回闊別五年的這個小鎮參加葬禮。家裡邊我住過的房間還原樣剩在那裡——書架上擺著我看過的書，有我睡過的床，有我用過的桌子，我聽過的舊唱片也在。房間里的一切都變得乾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氣，惟獨時間近乎完美地沉澱了下來。
原定祖母的葬禮過後休息三天就返回東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沒門路，打算試一試再說，另外還打算搬個家改變一下心情。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懶得動身了。說得準確些，就算我想動也已經動不得了。我一個人悶在房間里聽舊唱片、重讀往日讀過的書，有時拔拔院子里的草。誰也不見，除了家人跟誰也不說話。
如此時間裡，一天姨母來了，說表弟這回要去一家新醫院，問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並說本來應該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緊事要辦。醫院就在我就讀過的高中附近，地點清楚，又閑著，沒有理由拒絕。姨母還遞過一個裝錢的信封，叫兩人用來吃飯。
表弟所以轉去新醫院，是因為原先去的醫院幾乎沒有什麼醫療效果。不僅如此，耳聾周期還比以前縮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醫生幾句，結果對方說病因恐怕不在於外科，而在於你們家的家庭環境，於是吵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