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我用筆名為一家不大的美術刊物寫一種類似「畫廊探訪」的文章。雖說是「畫廊探訪」，但由於繪畫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門外漢，也寫不出專業性報道，所以我的活計只不過是以輕鬆的筆調概括一下畫廊的氣氛及其主人的印象罷了。作為我也並非幹得怎麼起勁，開頭純粹出於偶然的機會，但結果上卻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活計。那時我自己剛開始寫小說不久，覺得將各色人等的談話整理成文對於創作也是大有好處的。我儘可能仔細體察世人在想什麼並如何將其訴諸語言，而後適當剪裁，再用來拼湊屬於自己的文章。
這系列報道持續了一年。雜誌是雙月刊，共寫了六篇。我讓編輯部（其實只有一個編輯）介紹幾家大約有些意思的畫廊，然後開動雙腿前去勘察，選出一家寫成報道。篇幅也就是四百字稿紙寫十五頁左右，但我這個人總的說來怕見生人又反應遲鈍，所以起初頗不順利，根本不知道該向對方如何發問如何歸納整理。
儘管這樣，在反覆摸索反覆出些小錯的過程中，我還是從中發現了一個訣竅（大約是訣竅），那就是採訪時應該努力去捕捉採訪對象身上非常人可比的某種崇高、某種敏銳、某種溫情。世上每一個人身上都必然有其人格上的光點——哪怕再小——若能成功捕捉到那個光點，發問自然水到渠成，報道也就栩栩如生了。關鍵需要理解和愛心，即使對方的話再陳詞濫調不過。
自那以來我進行了很多很多次採訪，直到最後也沒使我產生半點愛心的只有一次。那是為給一家周刊寫「大學探訪記」而去一所名牌私立大學採訪的時候。在那大學轉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所嗅到的氣味只有權威、腐敗和虛偽。包括校長和系主任在內採訪了十來名教員，只有一名說話還算地道，而這名副教授兩天前剛打了退職報告。
但這已經過去了，還是回到平和的畫廊上來吧。我所採訪的畫廊幾乎全是同權威不沾邊的小街上的畫廊。我同一個比我大三四歲的高個子攝影師搭伴前往，我聽畫廊主人說話，他在房間里拍照。
採訪快結束時，我總要向主人提一個相同的問題：這以前您所看到的畫作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麼。作為採訪提問算不得夠檔次，如同問小說家過去讀過的小說中最中意的是哪本，提問要點實在過於籠統。答話可想而知，不是說看得太多了記不清楚，就是不知講了多少遍的陳舊套話。然而每次我還是重複這一問話。一方面是因為對以美術為職業的人如此提問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覺得可能碰巧聽到什麼奇聞逸事。
給我講標題為「計程車上的男人」那幅畫的故事的是一位四十光景的女主人。她絕對稱不上美人，但長相嫻靜高雅，能使人心裡頓時充滿溫馨。她穿一件有長飄帶的白襯衫，下面是灰色粗花呢裙，腳上一雙流線型黑高跟鞋。她的腳天生有毛病，每次穿過木地板，空曠的室內都會打楔子般地響起不協調的足音。
她在青山 一座商廈的一樓經營一間以版畫為主的畫廊。當時牆上掛的版畫即使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都很難認為是精品，但我覺得她人格中蘊含著一種類似磁性的元素，其奇妙的作用力使得環繞她的種種事物生髮出超過實際情況的耀眼光彩。
採訪大致結束時，她收起咖啡杯，從餐櫥里拿出紅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給我和攝影師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她手指十分纖細，水靈靈的。裡面房間的衣架上，大概是她自己用的防水布雙帶風衣和開司米圍巾掛在一起。工作台上擱著鴨形玻璃鎮紙和金黃色小剪刀。時值十二月初，天花板上的小音箱用低音放著聖誕節頌歌。
她起身穿過房間，從哪裡拿了一盒香煙來，抽出一支用細長的金色打火機點燃，唇間吐出細細的煙縷。只要足音不響，根本看不出她身上有什麼地方不自然。
「最後還有一點想問，如果可以的話。」我說。
「當然可以，請——」她說，隨即莞爾一笑，「不過這種說法不有點像電視劇里的刑警么？」
我笑了，攝影師也笑了。
「您以前接觸到的作品中最有衝擊力的是什麼呢？」我問。
她默然陷入沉思。良久，她在煙灰缸里熄掉煙，看著我的臉道：「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衝擊力』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要看『衝擊力』指的什麼，是指藝術感染力呢，還是指質樸的震撼力、爆發力？」
「我想沒有必要是藝術感染力，」我說，「我指的是皮膚性、生理性的衝擊。」
「沒有皮膚性衝擊，我們的職業就無以成立。」她邊笑邊說，「那種東西橫躺豎卧，任憑多少都有。所缺乏的莫如說是藝術感染力。」她拿起杯，用葡萄酒沾濕嘴唇，「問題是，」她繼續道，「任何人都不誠心尋求感染力。不這樣認為？你也摘創作，不這樣覺得？」
「或許。」我說。
「藝術感染力的一個不便之處，就在於無法用語言把它恰當表達出來，」她接著說，「即使表達出來，也徹底成了刻板文章，千篇一律，老生常談……像談恐龍似的。所以大家都尋求更為單純、簡便的東西，尋求自己能介入其中的和像電視遙控器那樣能咔嚓咔嚓變換頻道的東西。皮膚性衝擊、感性……怎麼稱呼都無所謂。」
她往兩個空杯里倒了葡萄酒，又點上一支煙。
「話說得夠繞彎子的了。」
「非常有趣。」我說。
空調器微弱的震顫、加濕機的排氣聲和聖誕節頌歌的旋律低低地重合在一起，構成了奇妙而單調的節奏。
「如果是既談不上藝術感染力也不屬於皮膚性衝擊那樣的東西也無妨的話，我想我是可以講一下留在我心中的一幅畫的，或者更應該說是關於一幅畫的故事——講這個也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說。
「一九六八年的事了。」她說，「本來我是為當畫家去美國東部一所美術大學留學的，但為了畢業後能留在紐約養活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才華已不抱希望也未嘗不可——我做起了類似畫品收購商那樣的生意。就是在紐約年輕畫家和無名畫家的畫室轉來轉去，看到大約素質不錯的作品就買下來寄給東京的畫商。起初我寄的是彩照底片，東京畫商從中挑出合意的，我在當地買下。後來有了信用，就由我自行決定買什麼，直接買下。加上我已同格林威治村的畫家群體有了關係，或者說有了可靠的信息網，所以，例如某某搞什麼特殊名堂啦某某手頭拮据啦之類的消息全都能傳入我耳中。一九六八年的格林威治村可小瞧不得。那時的事可知道？」
「是大學生了。」我說。
「那麼是知道的。」她一個人點點頭，「那裡無所不有，真的無所不有，從最高檔的到最低檔的，從頂呱呱的真品到百分之百的冒牌……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那一時期的格林威治村簡直是座寶山。只要眼力夠用，絕對可以碰上別的時期別的地方很難見到的一流畫家和嶄新的力作。事實上當時我寄給東京的好多作品現在都已價值不菲，假如為自己留下其中幾幅的話，如今我也該是有幾個錢的人了。可當時真的沒錢……遺憾吶！」她手心朝上地展開放在膝部的雙手，很好看地笑笑。「不過只有一幅，的確只有一幅畫我破例為自己買了下來。畫的名字叫『計程車上的男人』。遺憾的是這幅畫藝術上並不出色，手法也一般，而又找不到粗糙中蘊含著才華的萌芽。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無名的流亡畫家，早已經在無名中銷聲匿跡了，當然談不上賣高價……嗯，您不覺得奇怪？為別人選的都是值錢畫，為自己選的卻分文不值，而且只一幅。肯定這樣想吧？」
我適當地應答一下，等待下文。
「去那個畫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雨剛停，紐約簡直整個成了一座烤爐。畫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東歐人的名字很難記，除非改成美國式的。把他介紹給我的是一個學畫的德國學生，他和我住同一棟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門時這樣跟我說：『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個非常缺錢的畫家，可以的話，明天順路去看看畫好么？』『OK。』我說，『不過他可有才華？』『不怎麼有，』他說，『可他是個好人。』這麼著，我們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當時的格林威治村有那麼一種氣氛，怎麼說好呢，就像大家一點點往一起湊似的。」
她在捷克人髒亂至極的房間里大約看了二十幅畫。捷克人二十七歲，三年前偷越國境逃出來的。他在維也納住了一年，之後來到紐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舍作畫，晚間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飯店打工。「捷克沒有言論自由。」他說。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論自由更現實的東西。如德國學畫生所說，他缺乏才華。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該留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處的，尤其是著色，有時令人一震。筆觸也相當嫻熟。但僅此而已。在內行人眼裡，他的畫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維的延展。同樣是停止，但他連藝術上的「死胡同」也沒進入，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