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作家寫作家，很容易製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說如果以「克拉格掐滅香煙，撲向打字機」這樣開頭，估計在美國沒有哪個編輯會想讀第二句。
所以別擔心：這是一篇關於計程車司機、電影明星和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的小說。不矯情、沒廢話，這是我的承諾。但您得有點耐心，因為這裡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會叫他「克拉格」，也可以保證他不會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敏感的人，但我們要跟他處上一段時間，您最好還是把他想得笨拙、魯莽一點，因為不論是在小說還是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歲，受聘於合眾國際社，在財經新聞科任撰稿員，周薪五十四美元。這算不上什麼美差，但有兩個好處：一是若有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便說「在合眾國際社工作」，這話聽上去頗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價防雨風衣，一臉倦容出現在《每日新聞》大樓前，風衣由於縮水小了一號，我穿著有點緊；頭上一頂戴舊了的褐色費多拉帽 （要在以前我會說「一頂破帽子」，我很欣慰現在我多少知道誠實地遣詞造句了。這頂帽子戴得過多，我緊張時無數次捏攏、整形、再整形；其實帽子根本沒有破）。我喜歡每天的那幾分鐘，走過地鐵出口和《每口新聞》大樓之間最後幾百碼的斜坡，感覺自己就是歐內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薩斯市星報》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歲生日前就已從戰場複員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沒有受過傷；沒有得過英勇獎章，但本質一樣。海明威有沒有為上大學浪費時間、會耽誤職業生涯之類的問題煩心過？見鬼，沒有；我也沒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關心新聞事業？當然不是；這裡有些微差別，你看，他在《星報》成功突破，而我則在財經新聞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鬱悶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會是第一個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須從某個地方起步。
「今天，國內公司債券價格異常高漲，交易略顯活躍——」我整天就為合眾國際社寫這種文章，還有「節節攀升中的石油股價逐步進入活躍的場外交易市場」，以及「立鼎滾軸公司董事會宣布」——我幾百字幾百字地寫，雖然從來沒真正搞明白過這是什麼意思（蒼天在上，什麼叫做認購期權，什麼叫認沽期權，什麼是償債基金債券？如果我知道就讓我見鬼去），電報打字機咔嗒作響，華爾街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滴答滴答，周圍的人在討論棒球，謝天謝地，總算到下班時間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紀輕輕就已經結婚，我總是很開心，在這點上我跟他一樣。我妻子叫瓊，我們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頭，是三樓一間有三個窗戶的大房間。如果它不在左岸 ，當然不是我們的錯。每晚，吃過晚飯後，瓊洗碗時，房間里一片靜謐，甚至有些虔誠肅然。這是我在那三折屏風後的角落裡休息的時間，那兒擺了張桌子，上面有盞學生用檯燈、一台手提式打字機。當然，就是在那兒，在檯燈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與海明威之間那點微弱的可比性經受了最大的考驗。因為沒有任何《密歇根湖上》這樣的小說出自我的機器；我的打字機也沒打出《三天大風》或《殺手們》 這樣的小說；實際上，這部機器經常是什麼也打不出，即使有什麼被瓊稱為「非凡的」東西，我內心深處也知道那總是、總歸還是很糟糕的東西。
許多個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風後發獃——讀紙板火柴里印的每一個字，又或者，讀《星期六文學評論》封底的廣告——這年秋天，也是這樣一個夜晚，我無意中讀到下面幾行：
為天才作家提供與眾不同的自由撰稿機會。要求有豐富想像力。
伯納德·西維爾。
——下面還有電話號碼，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區號。
那天晚上，我從屏風後走出來，瓊從洗碗池邊轉過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攤開的雜誌上。我不想用我和瓊之間簡單、詼諧的海明威式的對話來騷擾你們。我也會跳過我與伯納德·西維爾之間禮貌而無實質內容的電話交談。我要跳過幾天到其後的某個晚上，我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最終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嗎？」他問道。「你叫什麼？鮑勃？好的，鮑勃，我是伯尼 。進來吧，隨便點。」
我覺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描述一番。他大約在四十五到五十歲之間，比我矮得多，也壯實得多，穿著件看上去挺貴的灰藍色運動衫，下擺沒有塞進褲子里。他的頭比我的大一半，稀疏的黑髮齊刷刷地梳到後腦勺上，好像他剛剛站著仰面來了個淋浴；他的臉是我見過最坦率最自信的臉。
公寓整潔、寬敞，奶白色調，整個地面全鋪著地毯，到處是拱門。在靠近衣櫥附近的狹窄壁龕處（「脫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掛在這個鉤子上，我們就安頓好了；好。」），我看見一堆相框，全是一戰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牆上卻沒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只有幾個鐵制燈架，還有幾面鏡子。走進房間，你不會再去注意有沒有相片，因為你所有的注意力會被吸引到唯一一件令人驚異的傢具上。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稱呼它——壁櫥？——不管它叫什麼，它似乎連綿不絕沒有盡頭，有些地方齊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種深淺不同的褐色裝飾面板。有個地方用來放電視機，有一部分放無線電留聲機；有個地方薄薄的，做得像個架子，放著盆栽或小雕像；有個地方全是鍍鉻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動板，像個酒吧。
「喝薑汁汽水嗎？」他問。「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給你倒杯薑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試他的應聘寫手時，他妻子一定經常出去看電影；我後來倒是見過她，下面會說到的。不管怎樣，那第一個晚上，只有我們倆，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著薑汁汽水，嚴肅地談著正事。
「首先，」他說，「告訴我，鮑勃。你知道《載客中》 嗎？」我還沒來得及問他說的是什麼，他已從壁櫥的某個凹陷處抽出這本書，遞過來——這是本平裝書，你可在藥房 這種地方買到，是紐約計程車司機的回憶錄。接著他開始跟我說這本書的內容，而我則看著這本書，點著頭，心裡只希望自己沒出門待在家裡就好了。
伯納德·西維爾也是個計程車司機。他干這行已經二十二年了，跟我的歲數一樣大，最近兩三年，他開始想為什麼他不能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說呢，這小說難道不是一筆財富？「我想你看看這個，」他說，這次，他從壁櫥里拿出了一個乾淨的小盒子，三英寸寬五英寸長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訴我裡面記錄了幾百條不同的經歷；還讓我明白它們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他向我保證，至少每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真的。我能想像真正優秀的捉刀人會如何對待這樣豐富的素材嗎？或者說我能想像這樣的作家將能從雜誌銷量、作品版稅和隨之而來的電影版權中賺取多麼豐厚的回報嗎？
「嗯，我不知道，西維爾先生。這事我得考慮考慮。我想我得先讀讀這本書，再看看有什麼——」
「不，等等。你搶在我前面了，鮑勃。首先，我並沒要你去讀那本書，因為你從中學不到什麼。那人寫的全是黑幫、女人、性、酒這類東西，我則完全不同。」我坐在那裡，大口喝著薑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實只希望他快點講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離開。伯尼·西維爾是個熱情的人，他跟我說；他是個普通、平凡的傢伙，有顆博愛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觀；我懂他的意思嗎？
我有個小花招，可以將自己與他人隔絕開來（很容易做到；你只要雙眼直盯著說話者的嘴巴，觀察他說話的節奏，嘴唇、舌頭變幻無窮的形狀，你就什麼也聽不見了），我正要這樣做時，他又說道：
「別誤會我，鮑勃。我還從沒要哪個作家為我寫過一個字而不付錢的。你為我寫作，你會得到應得的報酬。當然，這場遊戲在目前這個階段，還不會有大筆的錢，但你還是會得到報酬。夠公平吧？來，我給你再添滿。」
這是他的建議：他用這些卡片給我提供思路；我則把它變成伯尼·西維爾以第一人稱寫的短篇小說，長度大概一兩千字，他保證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歡我寫的，將會給我更多東西寫——如果我能應付得過來，就一周一篇——當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錢之外，這些故事還會帶來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獲得相當大比例的分成。提到他推廣這些短篇小說的計畫時，他神秘兮兮地看著我，雖然他極力暗示《讀者文摘》可能對此感興趣，但他還是坦承目前還沒有與哪家出版商聯繫過最終將這些短篇小說彙集成書的事宜，但他說他可以向我提幾個名字，保管我聽後眼珠子都會掉出來。比如說，我有沒有聽說過曼尼·威德曼？
「哦，也許，」他說，大笑起來，「也許說威德·曼萊你會更知道些。」這是個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蘭開斯特 這樣出名。威德·曼萊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區的小學同學。共同的朋友讓他們直到現在關係還很密切。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