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把《勞工領袖》太當回事。即使芬克爾和克拉姆，它的老闆，兩位整日愁眉不展的連襟，最初的創辦人，也不知他們怎麼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連他們也沒覺得自豪。他們心不甘情不願地在辦公室里忙前忙後，他們的拳頭與咆哮讓墨綠色隔斷顫個不停，他們一把抓過長條校樣，撕個粉碎；他們折斷鉛筆尖，把濕濕的煙頭扔在地上，鄙視地把電話摔到電話架上。至少，以前，我從他們的這些行為中得出上面的結論。他們倆誰也沒想著要把《勞工領袖》當成畢生的事業，他們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責備他們：這東西像個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雙周刊小報，印刷質量低劣，頁張很容易從你手中散落，卻很難再按順序把它們理好；方針上，它自稱為「忠於工會運動精神的獨立報紙」，可它真正的定位卻是為工會頭頭們辦的一種行業期刊，反正頭頭們從工會經費中出錢訂閱，他們肯定是傾向於去容忍而並非真想或是需要這份報紙給予他們任何些許的支持。不用說，《勞工領袖》「從勞工視角」出發報道的全國性事件早已過時，很可能還弄得亂七八糟，經常因排印錯誤搞得晦澀難懂；它排版密集的專欄里充斥著溜須拍馬的報導，都是那些訂閱名單上的工會頭頭們在做什麼，常常有更大的新聞不去報道，只因那些工會領導沒有訂閱它。每一期里都有許多頭腦簡單的宣傳，以多個小型工商企業之名主張「和諧」，芬克爾和克拉姆能夠乞求或恫嚇那些小企業掏錢購買版面——這種妥協幾乎肯定會妨礙一份真正勞工報的發展，然而，這種妥協，似乎根本不足以限制《勞工領袖》的風格。
編輯部人員流動十分頻繁。只要有人辭職，《勞工領袖》就會在《時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廣告，提供「與經驗相適的薪水」。結果導致《勞工領袖》辦公室外的人行道上總是擠滿一大群人，辦公室就在靠近服裝業區的南面，粗糙的當街門面。主編克拉姆（芬克爾是出版人），會先讓他們等上半小時，才拿起一沓應聘表，猛地甩甩襯衫袖口，神情嚴肅地打開門——我想他很享受這種時不時的機會，當一個說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來，別著急，」當應聘人群推搡著往裡走，擠壓著隔開裡面辦公室的木柵欄門時，他會說。「別著急，先生們。」然後他抬起一隻手，說，「我能請你們安靜一下嗎？」接著他開始解釋這份工作。當他談到薪水時，走了一半應聘者，留下來的大多數人，對任何冷靜、整潔、能夠造出一個完整英語句子的人來說，都夠不上競爭力。
我們都是這樣給招進來的。那年冬天，我們六或八個人，蹙眉坐在《勞工領袖》那慘淡的熒光燈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飾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願望。我丟了某都市日報的工作幾周後，就在那裡工作，直到來年春天一家大型圖片雜誌社解救了我，至今我還在這家雜誌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釋，像我一樣，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這兒真是噦里巴嗦、添油加醋講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貝爾在我之後不到一個月加入了編輯部，從克拉姆領他進到編輯室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他會與眾不同。他站在凌亂的桌子中間，臉上那神色彷彿一個人在巡視他即將攻佔的新戰場，克拉姆把我們一一介紹給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貝爾誇張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約莫三十五歲，比我們大多數人年紀要大，個頭很矮，神情肅然，一頭黑髮似乎從他頭骨上炸開來，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經的臉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說話時眉毛總在動，而他的眼睛，與其說洞悉一切，不如說急著想要洞悉一切，從來不會離開聽眾的眼睛。
關於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從沒做過辦公室的活：成年後，他一直乾的是鈑金工。而且，他來《勞工領袖》，不像我們大多數人是出於需要，相反，用他的話說，是出於原則。事實上，為了來這裡，他放棄了一份幾乎是這裡兩倍薪水的工作。
「怎麼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訴我這個之後問道。
「嗯，不是，」我說。「只是我——」
「也許你以為我瘋了，」他說，臉上擠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辯解，可是他不讓。「聽著，別著急，麥凱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瘋子，它對我沒什麼影響。我太太說，『利昂，你應該想得到，』她說，『人們根本不會理解，一個人對生活的要求不僅僅是錢。』她是對的！她是對的！」
「不，」我說。「等等。我——」
「人們覺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麼你是條鯊魚，要麼你只得躺在那裡，任鯊魚活生生地把你吃掉——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而我，我是那種會走出去，與鯊魚搏鬥的人。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是不是瘋了？好吧。」
「等等，」我說。我試著解釋，我壓根不反對他為社會正義鬥爭，如果他腦子裡有這種想法的話；只是我覺得《勞工領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適合他的事業之處。
可是他聳聳肩，覺得我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樣？」他說。「這是份報紙，不是嗎？其實，我是個作家。如果一個作家無法讓自己的文字發表出來，那麼這個作家有什麼用？聽著。」他抬起一條腿，搭在我辦公桌邊上——他太矮了，很難優雅地做出這個姿勢，但是他有力的說理幫他成功地做到了。「聽著，麥凱布。你還是個年輕人。我想跟你說點事。知道我已經寫了多少本書嗎？」現在他的手伸出來開始表演，因為它們遲早會這樣的。兩個短粗的拳頭伸到我鼻子下，並在那裡晃蕩了片刻，然後爆發成一叢僵硬、顫抖的手指叢林——只有一隻手的大拇指沒有伸出來，還彎在掌心裡。「九本，」他說，兩手又垂到大腿兩側，在他再次需要它們之前在那兒休息。「九本。小說、哲學、政治理論——涵蓋所有領域。沒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寫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相信，」我說。
「所以，最後我坐下來想：答案是什麼？我這樣想：我的書，它們說的全是真相，這就是麻煩所在。真相是樣可笑的東西，麥凱布。人們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們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們才想看。我說得對不對？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寫這些書，首先我得讓自己成名。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別無他途。你知道嗎？麥凱布，我寫最後一本書花了兩年時間？」兩根手指彈出來，說明這一點後，又收了回去。「兩年，每晚工作四五個小時，周末一整天。你應該聽聽我從出版商那裡得到的廢話。市裡所有該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說，『可是為什麼，利昂？為什麼？』」此時，他的嘴唇抿得緊緊的，牢牢貼住小而發黃的牙齒，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隻手掌里，隨後放鬆下來。「我告訴她，『聽著，親愛的。你知道為什麼。』」現在他帶著恬靜的喜悅朝我笑笑。「我說，『這本書講了實話。這就是為什麼。』」接著，他朝我擠擠眼，腿滑下我的辦公桌，腰板挺得筆直，自信滿滿地走了。他穿著件髒兮兮的運動衫，黑色嗶嘰褲管松垮垮地晃蕩著，屁股那裡磨得發亮。這就是索貝爾。
他花了些時間才適應工作，放鬆下來：大約在第一周，他不開口說話的所有時間，都在滿腔熱誠、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擔心工作沒做好，會讓執行主編芬尼 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們其餘人一樣，索貝爾有張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會辦公室的清單，他的主要工作便是與它們保持聯繫，把它們發布的一點點新聞寫成捧場文章。按慣例，並沒什麼特別令人興奮的可寫。通常的報道，連同一個通欄標題也只有兩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錢
或類似於這樣的東西。可是索貝爾像寫十四行詩一般仔細創作，稿件交上去後，他坐在那兒焦慮地咬著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說：「索貝爾，過來一下。」
於是他走過去，站在那裡，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點小小的語法錯誤時，他就抱歉地點頭。「永遠不要以一個介詞結尾，索貝爾。你不能說，『給管道工們新的討價還價的理由。』你要說，『給管道工們新的理由去討價還價。』」
芬尼很享受這種說教。可惡的是，在一個旁觀者看來，索貝爾用太長時間才明白別人憑直覺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個膽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門，他就會軟下來。這是個脆弱的神經質男人，興奮時，他會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膩膩的頭髮，結果手指把他的髮油，就像他的一絲人品一樣，傳播到他碰觸的任何東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鉛筆、他的電話，還有他的打字機鍵盤。我猜他當執行主編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願意忍受克拉姆對他的那種欺辱：他們的編輯會議總是從克拉姆的咆哮開始，克拉姆從他的格子間後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馬上跳起來，急匆匆地跑進去了。於是，你聽到克拉姆冷酷而單調的質問聲，還有芬尼氣急敗壞哆嗦著的解釋，最後總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辦公桌上結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麼回事？要怎麼跟你解釋，你才能聽懂？好吧，好吧，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