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十一月份出的事。一個禮拜六。上午和下午，我都在阿根廷街撰寫那篇關於中立地區的文章。我想在那四頁紙的基礎上再充實內容，至少寫到三十頁。會像滾雪球一樣，我也許可以擴充到一百頁。我和露姬約好下午五點鐘在孔岱見面。我已經決定最近幾天離開阿根廷街。我覺得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傷口已經徹底痊癒了，從今往後我沒有任何理由躲藏在一個中立地區了。
我一直走到了星形廣場地鐵站。那是露姬和我，我們去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時，經常乘坐的線路，也是我們第一次步行走過的線路。過塞納河的時候，我發現在天鵝林蔭路上有許多散步的人。在拉莫特-比凱-格雷納站換乘。
我在馬比庸下車，朝拉貝格拉方向看了一眼，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墨塞里尼沒有坐在玻璃窗後面。
當我走進孔岱的時候，掛在牆上的那個圓掛鐘的指針正好指向五點鐘。通常情況下，這個時候是孔岱的低峰時間。桌子都是空的，只是靠門的那張桌子旁坐著扎夏里亞、安妮特和讓-米歇爾。他們三個人都朝我投來異樣的目光。他們一言不發。扎夏里亞和安妮特的臉上都沒有血色，可能是由於從玻璃窗那裡映照下來的陽光的緣故。我跟他們打招呼問好的時候，他們沒有回應。他們用異樣的目光盯著我，彷彿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壞事。讓-米歇爾的嘴唇攣縮著，我感覺他想跟我說話。一隻蒼蠅落在扎夏里亞的手背上，他緊張地把它趕走了。然後，他拿起酒杯，一飲而盡。他站起身，朝我這邊走來。他用蒼白的聲音對我說：「露姬。她從窗戶那裡跳了下去。」
我害怕走錯路。我從拉斯帕和橫穿公墓的那條街道走過。走完那條街之後，我不知道是應該繼續往前走，還是應該走福瓦德沃街。從那一刻起，我的人生有了一個缺憾、一個空白，它帶給我的並不只是空虛的感覺，而是我的目光不能承受。那個空白整個地用它那強烈的輻射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睛。這種局面將永遠持續下去，直至人生的盡頭。
過了很久，我才趕到布魯塞醫院，我待在等候室里。一個五十歲上下、穿著人字斜紋外衣、留平頭的灰發男子也坐在一張長椅上等候著。除了他和我之外，沒有任何人。護士走過來對我說她已經死了。他走到我們身邊，彷彿這事和他有牽連。我想他就是居伊·拉維涅，她母親的男友，她經常去奧特依的汽車修理廠看他。於是，我問他：
「您是居伊·拉維涅？」
他搖了搖頭：
「不。我名叫皮埃爾·蓋世里。」
我們一起從布魯塞走了出來。外面已是夜色蒼茫。我們並肩走在狄德羅街上。
「那麼您呢，我猜想，您是羅蘭？」
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我吃力地走著。出現在我眼前的是那白晃晃的輻射光……
「她沒留下任何信件嗎？」我問他。
「沒有，什麼也沒留下。」
是他把事情前前後後都跟我說了。她當時在一個人稱「死人頭」的亞娜特·高樂的房間里。可他怎麼知道亞娜特的綽號？她走到陽台上。她一隻腳跨過了陽台欄杆，亞娜特試圖抓住她的睡裙裙擺把她拉住。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跳下去之前，她還說了一句話，好像在喃喃自語地給自己壯膽：
「都準備好了。你儘管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