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和山本麻子還在中野的渡邊美術店裡。
會開金櫃的只有店主人和麻子二人。商店在鎖閉著，當然不會認為是賊進入乾的。
「那就是渡邊本人把那部古書拿在手裡的吧？」
日下向麻子問道。
「嗯，我也是這樣認為。」
「不過，他去宮崎是不是為了買什麼呢？」
「我也這樣想。……」
「既然是這樣，那麼卻又攜帶著這部貴重的古書，未免有些奇怪。再說，他被殺害時手裡並沒發現有書。」
「是啊，我也感到奇怪。」
「多半是殺害渡邊先生的罪犯給拿去了吧……」
又想不出罪犯是什麼樣的人。是不是那個從京都寄來怒斥信件的古稀店掌柜呢？
日下借用商店的電話同偵察一課課長本多進行了聯絡。
「想請京都府警察署幫助調查一下古稀店的人。」
日下說道。
「你認為是那裡的掌柜殺害了美術商渡邊嗎？」
「有這種可能性。」
「好吧，我向京都府警察署聯絡一下。」
「東京站的情況現在怎麼樣了？」
日下擔心地問道。
「要求的數字可能已到了罪犯手裡，問題在於午後兩點罪犯會怎樣露面。加拿大總理夫婦很快就要從帝國飯店，來到東京站。」
「千萬可別出什麼事啊！」
說完，日下掛上了電話。象等待著一樣，電話馬上又響了起來。
日下象反射一般，立即拿起了話筒。
「那裡是渡邊美術店嗎？」
是女人的聲音。
麻子臉上現出要否換人接電話的表情。
日下把耳機交給麻子，他在一旁側耳聽著。
「我是渡邊美術商店。」
麻子回答道。
「是從新幹線來的電話，請說話。」
是一位年輕女子的聲音。
「喂！喂！渡邊先生嗎？」
換了一個中年男子在講話。
「是渡邊美術商店，不過，渡邊現在不在家。我是他的秘書山本。」
麻子的聲音很清晰。
「哦，原來是山本小姐！渡邊先生經常提到過你，據說是位美人啊！噢，我是宮崎的伊知地。前幾天特意清渡邊先生光臨我店……」
「是的，我也曾聽經理談起過您。」
「是嗎？本來在渡邊先生回去之後還來過電話呢，是一位男人講的話，說是渡邊商店的人。還說經理的確是乘坐遠程卧鋪車走的，買到的是包房卧鋪七號室的票。我到宮崎站送的行，這一點錯也沒有。不過，事後我想起渡邊先生獨自出來聯繫工作，家中只剩下女秘書一個人，突然有些擔心起來。我想見一見渡邊先生，還有別的事相求呢。本打算坐飛機去東京，因為是周末沒能買到票。」
「於是就乘坐新幹線？」
「是的。渡邊先生已經回去了吧？」
「稍等一下，我換個人和您講。」
日下接過麻子手中的耳機。
「我是警視廳偵察一課的日下。」
「是警察？莫非渡邊先生出什麼事了？」
那男人顯然提高了聲調。
「他死了，是在遠程卧鋪車裡被殺害的。」
「被殺了？這叫我該說什麼才好呢？……」
「你是宮崎的伊知地嗎？」
「是的。」
「幾點鐘到達東京呢？」
「現在快到名古屋了。剛才問過車長，他說到東京是十五時五十六分，也就是午後二點五十六分。到站以後我馬上去您那裡。」
「你不是說和渡邊先生有事商量嗎？是什麼事呢？」
「偵警先生，不知您知道不知道，渡邊先生弄到一部相當珍貴的古書。」
「是定家的《新百人一首》嗎？」
「您知道？」
「對，我知道。」
「前幾天我煩他帶來看了一遍，可是我還想再看一遍。是不是那書也失盜啦？」
伊知地大聲問道。
日下並沒有立即作答。
「你說接到過電話，這有些奇怪。是什麼時候去的電話呢？」
「是我到宮崎為渡邊先生送行，談完事情回到家以後。是昨天下午大約太陽快要落的時候。午後五時左右吧。」
「知道是從什麼地方打去的嗎？」
「不知道。」
「你說是男人的聲音？」
「是的。」
「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的聲音？」
「我感覺是個中年人。說實在的，我弄不大清楚。」
「那人怎麼會知道渡邊先生在你那裡呢？」
「那就不知道了。也許由於渡邊先生在這一帶很有名氣，所以他的行動常被人注意。這也很有可能。」
伊知地說完又緊接著說道：
「百元硬幣已經用完了，只好到了東京站再給您打電話。」
新幹線來的電話被掐斷了。
在東京站的梅室里，北島站長看了看錶，站起身來。
「該前往迎接加拿大總理夫婦去了。」
北島向十津川說道。
這時差五分鐘就是下午兩點。
加拿大總理夫婦已經離開了帝國飯店。
「罪犯還沒進行任何聯絡。」
公安室室長三澤看了看錶說道。
「罪犯弄到了一億元，可能滿足了。」
說這話的是第一副站長木暮。
「我要是說了，怕十津川先生不會同意吧？自打向罪犯交出那一億元之後，心裡踏實多了。我以為在午後兩點，東京站是不會再遭到爆炸的了。」
北島站長說著戴上了白手套，催著木暮副站長走出房間。
他們是到丸內中央口的貴賓室，去迎接加拿大總理夫婦的。
梅室中只剩下十津川和三澤二人了。
「十津川先生，你認為罪犯得到這一億元後就可以滿足，不再干別的了嗎？」
三澤問道。
「也可能是這樣吧。既然有了一億元巨款，就不會再故意炸毀東京站了吧？不然，爆炸必出傷亡，會犯殺人罪的，那就不上算了。」
「不過，罪犯也許象在無人售貨處放置黃色炸藥那樣，說不定早已在什麼地方安放上定時炸彈了，把時針撥在午後兩點上。」
「這種可能性也不是沒有，不過，罪犯對東京站不是出於個人恩怨。既然希望的東西已經弄到手，又何必再冒險犯另一種罪呢？」
「那麼，十津川先生，你是不是也認為給人家一億元是做對了呢？」
「那斷然是相反的。」
「不過馬上就要到兩點鐘了。莫非說在東京站的什麼地方發生爆炸，出一些傷亡會更好些嗎？」
「我可沒這樣說過。的確，為了一時安全，也只好這樣做吧，只是怕犯人吃慣了甜頭，說不定還會前來糾纏的。還不僅如此，如果這個案子一公開了，接著還會有人來模仿的，因為對東京站進行一次威脅，就會弄到一億元呢。」
「那只是理論性的東西罷了，但站在站長的立場上是不能用人命做賭注進行冒險的。十津川先生不是也說過『偌大的東京站說不定會在什麼地方安放上炸彈，這是防不勝防的』嗎？」
三澤話語帶有責問意味。
他的心情十津川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澤作為公安室室長，身負著整個東京站的安全責任，而他的部下僅有一百七十一人。真要逞強出動，這人數顯然是微乎其微了。
不過，十津川以為對威脅者是不能屈服的，一次屈服就會引出無窮盡的惡果。
當然，在十津川心中也充滿了矛盾。
人命是首先應嗎重視的，但僅僅考慮了這一點，那只有向威脅者屈服，這樣做極其容易，也沒什麼麻煩可言。但這麼做還要警察有什麼用？只需預備好鈔票捆，向威脅者把錢一撒就行了。
警察是不能向威脅者屈服的。為什麼呢？因為警察的任務是戰鬥。
因此，他在這種案子面前充滿了矛盾心情。
「已經到兩點了。」
三澤說道。
「我知道。」
十津川全神貫注地側耳細聽著周圍的動靜。
當然，身在這裡是不能聽到在京站所有地方的爆炸聲的。但他還是在注意著一切。
牆上掛鐘的長針在十秒二十秒地走著，又過了一分鐘。
三澤掛電話向公安室進行聯絡。
「怎麼樣？沒發生什麼事情吧？」
「到現在為止，還沒發生過爆炸。」
「那好，還請繼續加強警戒！」
三澤放下耳機之後，加拿大總理夫婦由北島站長陪著，走進了站長室。
看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