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匡介雖無前科，但向來意志薄弱，尤其是對犯罪，他的性格很容易被一些動機、誘導所惑。
現在已經查明：被告在中國東北地區流浪時，曾企圖侵吞同事斯波准一的遺產未遂的事實，還有經常出入流浪者聚居地，和一些不良之輩來往，常犯詐騙、恐嚇等行為的事實，以及利用報紙廣告，干涉他人隱私，企圖騙取錢財的事實。並且，上述事實每一件，都是由於一定動機所導致的犯罪，證明了被告匡介的性格中，有一種不可估計的危險性，就是在受到一些動機誘導時，他極其容易犯罪。
被告匡介有著這種罪犯的共同特點——流浪癖。他拋棄妻子，流浪到中國東北，當然，這和他在東京，多少有些債務有關，但是那點債務，他即使不必躲藏，也能夠輕易地解決。然而匡介薄弱的意志，和與生俱來的流浪性，使他輕易地拋棄了妻子，奔赴了中國東北。
就是有著這樣薄弱的意志，和天生的流浪性的被告，回到東京後，妻子得知他仍然住在家裡，就約他到火腿腸工廠，勸他改過自新，即使這樣，被告也未回應一直在等著自己的妻子，其間被告匡介，頻繁出入一家叫做「三鈴」的酒館，並和一個叫做鈴代的女招待，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這樣他一邊和鈴代在一起，一邊還忘不了自己的妻子。
有時候，他回到妻子那裡，看到可愛的孩子的時候，也會下決心從明天開始，要回歸家庭，但是晚上去「三鈴」見了鈴代，立刻就又沉溺在鈴代的愛里，把妻子忘在腦後。就這樣兩方都捨不得放棄。
正如前文所述，搖擺不定的被告匡介，不被什麼動機所誘導的話，是不會輕易作出決定的。匡介最終和妻子同居，並不代表他放棄了鈴代，回到妻子身邊，只是同居而已。
以這種狀態，再次結合到一起的匡介夫婦，生活自然不會圓滿。特別是匡介和妻子同居之後，仍然保持著和鈴代的關係，這自然是家庭不和的首要原因。維繫這種危險的夫妻關係的紐帶，就是他們的長子一太郎，如果一太郎還活著的話，那麼這次的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了。
一太郎死後，他們夫妻關係更加惡化。尤其是澄子的火腿腸製造事業失敗，失去了所有資產，當然這只是為了激勵匡介，而編造出的謊言，事實上，澄子擁有比以前更多的財產，只不過她已經對匡介絕望了，她是絕對不會允許匡介，任意揮霍這筆財產的。不得不說這對澄子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兩人之間已經失去了夫妻的感情，隨著兒子一太郎的死去，唯一的紐帶也沒有了，匡介只是還迷戀著澄子的五、六萬日元資產，因此才沒有離開。
就在這種情況下，鈴代執拗地逼迫著匡介與其同居。被告匡介也知道澄子的心，已經離自己遠去，而想儘早和鈴代同居，但最重要的是錢。他想方設法，想要把澄子的錢變成自己的，但是由於澄子戒備森嚴，要達到目的並非易事。
因此被告匡介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殺掉澄子，才能得到財產，並暗中等待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某年九月中旬，澄子為了調養身體，獨自去了北國山津的溫泉，住在西屋旅館。就在快到預定的兩個月期限的十一月七日，被告匡介收到了澄子的來信，說「本月十二、三日回東京」，被告覺得：這是個難得的好機會，於是偷偷地離開東京，於當月九日，到達了山津溫泉，在一家叫做「加賀屋」的旅館住下，暗中監視著澄子的行動。
被告楠田匡介，確實是帶著殺害澄子的目的，前往山津溫泉的，但是如果在那裡，沒有生什麼誘導的話，恐怕被告匡介，就不會把殺意付諸實踐了吧，這裡發生了一件給了匡介最恰當的誘導動機的事情。
正如被告在警察局、檢察院、以及預審庭的取證書上所供述的一樣，到達山津溫泉以後，匡介盡量避人耳目，始終閉門不出，就連洗澡，都盡量選擇人少的時候。然而就是這樣怕人看見的被告，十日、十一日、十二日連續三天上午，各出去了一次，大約兩個小時，這是因為澄子每天上午，必去一次觀音公園散步，除了這段時間，他找不到能達到目的的機會。那三天里，他每天尾隨澄子，在觀音公園裡徘徊，第一天，澄子和旅館的女傭一起，第二天雖然是獨自一人，但他還是錯過了機會，沒有能達成目的。
於是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下定決心：「今天一定要成功」，就出了旅館。
以上事實，是根據加賀屋旅館的女傭——太田女士的證言證實的，太田女士作證說，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離開旅館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左右。
匡介離開旅館，來到觀音公園入口對面，某某衛戍醫院山津療養所旁邊的路上。關於當時的情景，被告在警察署是這樣供述的：
沿著衛戍醫院山津療養所的圍牆，往前走了大約兩町左右，有一個很短、但是很陡的坡。上坡後左邊是山，右邊是兩間左右的一段緩緩的斜坡，上面長著細竹和雜草，斜坡前方，是個很陡的谷地，我剛好經過那裡，忽然看見斜坡前方，谷地的邊緣處，開著一朵花。不知道那是什麼花，似一朵白色的棉花一般，邊緣露出一圍紅色，很美麗。現在想來，在那種情況下，我還能被路邊的花草吸引，真是不可思議。但是，當時只是瞥了一眼那朵花，我竟不知不覺地，從腳下的雜草叢裡，徑直走了過去。然後就發現在那下面，大約一間遠的松樹枝上，吊著一個男人的屍體……
不得不說發現這具屍體，對被告來說是不幸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如果被告沒有發現這具屍體，那麼殺害澄子，可能也會以未遂告終。在這一點上，雖然對被告帶有一絲同情，可是發現屍體之後，被告匡介的行為極其惡劣，沒有絲亳值得同情的餘地，對被告發現屍體的不幸遭遇的惋惜，我們也抹殺掉了。
被告發現那具屍體以後，立刻改變了他所作的計畫。之後的行為，被告對警察作了如下陳述：「於是我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下到谷底，仔細地檢查了死者的身體。那是因為我忽然想起了一個計畫，正要施行，但是我又擔心，死者身上會有什麼遺書，或者遺物之類的，讓我的計畫露出破綻。我從死者身上，找到了一個皮質的筆套，一邊插著一支鋼筆，還有可自由增減的便箋紙。我看了看紙上都記了些什麼，發現什麼都沒有。我打開另一邊一看，裡面有兩張十日元紙幣和一些零錢，兩、三張名片，剪報，還有挂號信的收據等。於是除了錢原封不動，我想把其餘所有東西都撕毀，但是轉念一想，又把那三張名片、一張剪報和挂號信的收據，裝進了自己的錢包。然後檢查死者的和服袖兜時，發現了一個還剩兩、三根金嘴香煙的皮質煙盒，我又原封不動地，放回了死者的袖兜里……」
帶著殺害澄子的目的，前往觀音公園的被告匡介，在途中因留心一朵花，而發現了一具縊死屍體，繼而改變殺人計畫，而且，正如他自己所陳述的那樣，冷靜、縝密地檢査縊死者身上和周圍，消除可能妨礙自己計畫的東西，這一系列行為，聯繫到被告匡介在中國東北流浪的時候，曾向其友斯波准一屍體頭部注射液蠟一事，被告匡介的大膽和犯罪的計畫性，讓人不得不感到震驚。
被告檢查完縊死者的屍體，確認沒有什麼阻礙自己計畫的東西後，就來到距離那裡，大約一町半處的小山丘上，藏身於觀音堂里，等待著澄子的到來。
投宿在西屋旅館後，澄子的日常生活，根據該旅館女傭赤坂愛的供述，現在已經查明，只是有時會有來自東京的信，她就寫寫回信、看看雜誌小說，每天都去觀音公園，此外再沒有什麼特別的。對於那天前夜，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澄子的行動，她是這樣說的：
那天晚上（十一日晚）有一個從金澤打來的電話找夫人，此外沒有任何奇怪的事情。要說和平時稍微不同的，就是夫人好像要寫什麼東西，就寢時間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我看她沒有什麼吩咐，也沒有叫我，於是只是晚上九點左右，去了她房間一趟，後來就沒再去過。
第二天早晨（澄子在觀音堂被殺害的早晨），和平時一樣，七點鐘左右起床，九點左右去了她每天必去的觀音公園散步。本來平時有時間的時候，我都是陪她―起去的，但那天，有一位我負賁接待的客人要離開，我送那位客人去車站，她就一個人出去了……
從這段陳述中，關於澄子的死，我們無法從其他方面，得到任何原因，也就是說，澄子只是和平常一樣，去觀音公園散步而已。
澄子在觀音堂參拜完畢，登上了旁邊的那道緩坡，來到一處能夠透過成片的梧桐樹的樹梢，看到城市裡的房屋和芝田湖的地方，然後在一節樹樁上坐了下來。
從觀音堂後面溜出來，偷偷尾隨而至的匡介，藏身於距離澄子坐著的樹樁，只有一間遠的一個紀念碑後面，解開棉紗腰帶，伺機從紀念碑後面出來，突然從背後，用力勒住了澄子的脖子。
被告匡介故意用自己腰上纏著的腰帶做兇器，是因為看到縊死的屍體後，突然改變計畫，當然也是因為沒有帶其他的兇器。當他看到用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