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投資哲學成形的歷程來說，二次世界大戰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早在一九四二年，我便發現自己扮演一個很不習慣的角色，在陸軍航空兵團當地勤官，處理各種商業相關工作。前後三年半內，我替山姆大叔做那不是很有價值的服務，只好把自己的事業「拉到岸邊」。最近幾年，我常說我為國家做得很不錯。不管是希特勒，還是日本天皇裕仁，都沒成功地派遣一人攻進我的防地。我的防地在阿肯色州、德州、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總之，穿著山姆大叔的制服，做各種事務性工作的這段期間，我發現，幾乎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我得輪流經歷兩種截然不同的處境。有時，該做的事很多，根本無暇想起我的承平時期事業。有時則閒得發慌。事情沒那麼忙的時候，我發現，詳細規劃快活的日子來臨，我不用再穿制服時，要如何壯大我的事業，和從短期的觀點思考個人的生活及不得不面對的軍隊問題比起來，不會那麼無趣。這段時間內，我目前的投資哲學慢慢變得更為具體。這個時候，我終於想清楚，前一章所說的加州罐頭製造公司股票的短線進出操作做法，不會有太大的前途。
同時，我做成另外兩個結論，對我未來的事業相當重要。戰前我服務各式各樣的客戶，不管大小，目標各異。我的業務大部分集中在尋找與眾不同的公司，未來幾年將享有高於一般水準的大幅成長。戰後，我要限制自己經營一小群大戶，目標只集中在高成長的投資對象。從稅負的角度來說，高成長股對這些客戶比較有利。
另一個重要的結論是：戰後化學工業會有一段高成長期。因此，復員後我的優先要務，是從大型化學公司裡面找出最具吸引力的公司，而且我管理的資金，主要的持股將是化學公司。我當然沒有把全部的時間投入做這件事，但事業重新開張後的第一年內，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凡是對這個複雜行業非常瞭解的人，能找到的都找了他們一談。這些人有：經銷一家或多家大公司產品線的經銷商；大學化學系的教授，他們和化學業內人士很熟；甚至找到一些大建設公司，因為他們替各式各樣的化學製造商興建廠房。這些人後來都證明是極有價值的背景資訊來源。有了這些資訊，再加上分析一般的財務資料，只花了約三個月的時間，便把選擇範圍縮小到三家公司裡面的一家。此後，步伐放慢，決策做起來較為困難。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春，我確定我要的是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
合眾為一
從許多前景不錯的化學公司裡面，選上道氏化學，理由有許多。我相信一一列舉有好處，因為它們可以清楚地說明我在少數公司裡面，到底找些什麼樣的東西，才肯把資金投入。開始認識道氏公司的人員之後，我發現公司已有的成長，又反過來在很多管理階層創造出一股激昂的熱情。整個組織瀰漫著將來還會成長得更快的信念。和任何企業主管第一次見面時，我最愛問的問題是，他認為公司面對的最重要長期問題是什麼。向道氏公司的總裁問這個問題時，他的答覆令我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在我們成長得很大時，必須抗拒強大的壓力，不要成為軍隊一樣的組織，而且維持非正式的關係，讓不同階層和不同部門的人員，繼續以完全非結構性的方式彼此溝通，同時不致造成行政管理上的混亂。」
我完全同意該公司其他一些基本政策。道氏限制自己生產的化學產品線，必須有合理的機會，在這個領域成為最有效率的製造商，原因是數量較多、化學工程設計較好、對產品有更深入的瞭解，或者其他原因。道氏深深瞭解，富有創意的研究，不只是跑在前頭，也是維持在前頭所必需。道氏也強烈體認到「人的因素」之重要。特別是，公司有一種感覺，覺得有必要儘早找出才能不俗的人才，把道氏特有的政策和作業程序灌輸給他們。如果表面上看起來才華洋溢的人才，在本職上做得不好，則盡一切努力，給他們合理的機會，嘗試去做可能比較適合他們個性的其他事情。
我發現，雖然道氏的創辦人赫伯特．道（Herbert Dow）博士已於約十七年前去世，他的信念仍深受員工敬重，經常有人向我引述他講過的一兩句話。儘管他說的話主要是針對道氏公司的內部事務，我卻認為至少有兩句話同樣適用於我的事業；除了適用於道氏化學公司的內部事務，也適用於找到最理想的投資對象。其一是「絕不要擢升沒犯過一些錯誤的人，因為這麼一來，等於擢升從沒做過什麼事情的人」。投資圈內很多人未能見到這一點，結果一再在股票市場創造出絕佳的投資機會。
想在商業世界擁有一番不俗的成就，幾乎總是需要某種程度的開路先鋒精神，創新和實用兼容並蓄。利用尖端科技研究以取得領先優勢時，尤需如此。不管一個人多能幹，也不管他們大部分的構想多美好，難免有些時候，努力終歸失敗，而且失敗得很慘。一旦這樣的事情發生，把失敗的成本加上去，當年的盈餘可能遠低於原先的估計值。投資圈對管理階層素質的評價通常應聲調低。這一來，除了當年的盈餘下降，本益比更降到歷年的水準以下，使得盈餘降低的影響更為擴大。股價往往跌到十分便宜的地步。可是如果同一批管理階層以前曾有非凡的表現，則平均成功相對於平均失敗的比率，將來可望維持相同的水準。由於這個原因，能力極強的人經營的公司，特別嚴重的錯誤曝光之後，股價可能跌得很低。相對的，不做開路先鋒，不肯冒險犯難，只隨群眾起舞的公司，在這個高度競爭的時代中，表現將乏善可陳。
道氏另一句話，我也試著用到投資選擇過程中。他說：「如果某件事情你沒辦法做得比別人好，那就不要去做。」今天，政府強力干預很多企業活動、稅率高、工會活躍，而且大眾對產品的喜好瞬息萬變。我覺得，除非只找競爭精神高昂，不斷嘗試且往往能以優於業界一般水準的方式把事情做好的公司，否則不值得冒險持有普通股。不這麼做，利潤率很難高到足以應付公司的成長需要。當然了，通貨膨脹率偏高的時期尤應如此，因為高通貨膨脹率會使公司發表的盈餘數字縮水。
歷史與機會
我在經濟大蕭條谷底創立事業，以及服役三年半後，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代初事業重新開張，兩段期間有若干雷同之處。兩者都碰到悲觀情緒濃厚得化不開，很難為客戶立即創造利潤。但是這兩次，凡是有耐性的人，獲得的報酬都相當可觀。前面一次，股票價格相對於實質價值，跌到可能是廿世紀僅見的最低水準，原因不只出在大蕭條蹂躪整體經濟，也因為價格反映了許多投資人憂慮美國人私人企業能否存續。這套制度不但存活了下來，而且接下來幾年，能夠且願意投資正確股票的人，獲得極優渥的報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幾年，另一種憂慮導致股票相對於實值價值，與大蕭條谷底時期所見幾乎一樣低。這一次，企業業績很好，盈餘穩定攀升。但是幾乎整個投資圈深陷在一種簡單的比較中，無法自拔。內戰後幾年，短期的榮景曇花一現，接著出現一八七三年的恐慌，以及約六年的嚴重蕭條。一次世界大戰後，榮面維持類似的長度，接著是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盤，以及更為嚴重的蕭條，為期與上一次也相近。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每天的戰爭成本約為一次世界大戰的十倍。當時居於主流地位的投資觀點說：「因此，目前出色的盈餘沒有任何意義。」不久他們會面臨十分可怕的崩盤，以及一段極為艱困的時期，每個人都將身受其害。
年復一年，更多公司的每股盈餘上升。一九四九年左右，這段期間被稱作「美國企業生不如死」的年代，因為一有傳言散布，說某家股票公開上市公司即將結束營業，股價一定大漲。許多公司的清算價值遠高於當時的市值。一年過了又一年，投資大眾慢慢曉得，或許股票是因為子虛烏有的神話而漲不起來。預期中的景氣衰退一直沒來，而且，除了一九五○年代兩次相當輕微的衰退，基礎已經奠好，長線投資人將大有斬獲。
一九八○年代開始前幾個星期，我寫這段文字時，我很驚訝地發現，投資人並沒有多花點心思重新研究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幾年來的股市走勢，探討以前的戰後時期和目前之間是否真的有雷同之處。現在，我這一生第三次看到以歷史標準而言，很多股票的價格低得不像話。相對於企業發表的帳面價值，股價或許不像二次世界大戰後那麼便宜，但如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的實質重置價值（replacement value），調整帳面價值，它們可能比前兩次低價期都便宜。問題是：目前這段期間，能源成本居高不下、政治上有極左派的威脅、信用過度擴張，在流動性恢復的此刻，企業活動水準難免受到壓抑，這些憂慮使得股價欲漲不易，但和前兩段期間導致股價低迷的憂慮比起來，目前的憂慮有比較嚴重，更容易阻礙未來的成長嗎？如果不會，則一旦信用過度擴張的問題解決，我們便可以合理地假設：一九八○年代和之後的期間，提供的高報酬機會，可能不亞於股價極低的前兩段期間。
豐收年得到的教訓
從個人事業經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