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瞭解任何嚴守戒律的投資方法，有必要先知道這種方法設計的目的。除了暫時以現金或相當於現金的形式持有，等候更合適機會的資金外，費雪公司（Fisher＆Co．）管理的任何資金，目標都在於投資非常少數的公司。這些公司因為管理階層的素質優異，營業額以及更重要的盈餘成長率，應該都會遠高於業界整體的水準。和成長率比起來，它們所承受的風險也相當小。要合乎費雪公司的標準，管理階層必須有一套可行的政策，願意犧牲短期的利潤，追求更高的長遠利益，以達成這些目標。此外，還需要兩個特質。其一是他們有能力在企業經營的所有例行性任務上，每天都有出色的表現，用以執行長期的政策。另一是重大的錯誤發生時，能夠認清這些錯誤，並採取矯正行動。管理階層提出創新性的觀念或推出新產品時，有時難免犯錯。另一方面，經營成功也可能使管理階層因驕矜自滿而發生錯誤。
由於我相信自己對製造業公司的特性十分瞭解，所以費雪公司的主要活動，限於兼容並蓄，採用尖端科技和運用卓越的經營判斷，以達成這些目標的製造業公司。近幾年來，我限制費雪公司只投資這類公司，因為我偶爾投資別的領域，總是對所獲結果不滿意。不過，在零售、運輸、金融等領域，具有必備長才的人，運用相同的原則之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獲得等量齊觀的利潤。
沒有一種投資哲學能在一天或一年之內發展完全，除非抄襲別人的方法。就我的情形來說，它是在很長的時間內發展出來的，其中一部份可能來自所謂合乎邏輯的推理，部分來自觀察別人的成敗，但大部分來自比較痛苦的方法，也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向別人解釋我的投資方法時，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回顧歷史，細說從前。因此，我將回到早年我的方法慢慢成形的時候，試著一點一滴把這個投資哲學的發展歷程交代清楚。
興趣誕生
很小的時候，我就曉得有股票市場存在，以及股價變動可能帶來機會。家父在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家母也是八位兄弟姊妹中的老么，所以我出生時，祖父母只剩下一位。這可能是我和祖母特別親近的原因。一天下午，小學一下課，我便去看她。有位伯伯剛好也來，和她談到他對未來一年工商業景氣的看法，以及她的股票可能受到什麼影響。一個全新的世界展開在我眼前。存了一點錢之後，我便有權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幾百家企業當中，任選一家買它的股票，分享它未來的利潤。如果選對，利潤會叫人雀躍不已。我發覺，判斷是什麼因素促使企業成長，整件事很有意思，而這裡正好有一種遊戲，用適當的方式去玩，相形之下，我熟悉的其他事情都顯得單調乏味、沉悶無聊、毫無意義。伯伯走後，祖母轉向我說，我在那邊時，碰巧他也來了，不得不和他談一些我可能不感興趣的事，實在很抱歉。我說，恰好相反，他們兩人似乎只談了十分鐘，我卻聽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幾年後，我才發現祖母持有的股票很少，而且那天的談話內容十分膚淺，可是他們兩人的談話激起的興趣，終我一生持續不墜。
由於有這麼濃厚的興趣，而且那時大部分企業不像今天那麼擔心和未成年人往來的法律危險性，所以我能在一九二○年代中期狂飆的多頭市場中，賺了一點錢。但是當醫生的父親很不贊成我做這件事，他覺得這事只會教我養成賭博的習慣。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的本性不會光為了碰運氣就去嘗試；賭博本質上如此。另一方面，回顧前塵往事時，就投資政策來說，我發現那段期間小規模的股票投資活動，幾乎沒教到我什麼很有價值的東西。
養成經驗
但在一九二○年代的大多頭市場軋然而止並崩跌之前，有一段經驗，教了我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供來年使用。一九二七—二八學年，我被史丹福大學那時剛成立的商學研究所錄取為一年級學生。那年的課程中，百分之廿是每個星期抽出一天，參觀舊金山灣區一些最大的企業。主持這項活動的波利斯．艾梅特（Boris Emmett）教授，由於一般的學術背景，被賦予這個責任。那時候，大型郵購公司很多商品都是和供應商簽約購得的，而這些供應商唯一的客戶是郵購業者裡面的一家公司。合約條件往往對製造商很不利，利潤率很低，所以每過一段時間，就有一家製造商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眼睜睜看著供應商倒閉，不合郵購公司的利益。多年來，艾梅特教授因為是專家的緣故，受雇於一家郵購公司，負責在供應商被壓榨得太厲害，搖搖欲墜時，擔任救援任務。因此，他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懂得很多。這個課程的舉行，有個原則，就是我們絕不拜訪只讓我們看工廠的公司。「看過輪子轉動」之後，管理階層必須願意和我們坐下來討論，在教授非常犀利的問題下，我們可以獲悉一家企業實際經營上的優點和弱點。我發覺這正是我想要的學習機會，而且能夠利用個人特有的東西，掌握這個特別的機會。半個世紀前，汽車相對於人口的比率遠低於今日，艾梅特教授沒有車子，但是我有。於是我主動提議，搭載他前往各個工廠。前往工廠途中，我沒學到什麼東西。不過每個星期回史丹福時，可以聆聽他對某家公司的真正看法。我享有這樣一種特權，給了我十分寶貴的學習機會。
這些行程中，我也養成了一種明確的信念，後來證明很有價值，更奠立了我的事業基礎。有個星期，我們拜訪兩家製造工廠，而不是只有一家。聖荷西（San Jose）這兩家工廠恰好在隔壁。其中一家叫約翰畢恩噴灑泵浦公司（John Bean Spray Pump Company），是生產這種泵浦的全球領導廠商，用在果樹上噴灑殺蟲劑，驅逐天然害蟲。另一家叫安德生—巴恩葛羅佛製造公司（Anderson-Barngrover Manufacturing Company），也是全球領導廠商，但生產水果罐頭工廠使用的設備。一九二○年代，金融圈還沒有喊出「成長型公司」（growth company）的觀念。我用詰屈聱牙的字句，向艾梅特教授說：「我覺得這兩家公司有可能成長得遠比目前的規模大，而且大到我們拜訪過的公司，沒有一家能比。」他同意我的看法。
同時，車內聊天時，有時談到艾梅特教授以前的企業經驗，從裡面學到其他一些東西，對我的未來助益很大。我們談到，一家企業經營要健全，銷售能力極其重要。一家公司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製造商，或者一位發明人發明的產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用途，但對企業經營健全而言，這些事情絕對不夠。除非企業內部有一些人才，能夠說服別人相信他們的產品很有價值，否則絕對沒辦法真正控制自己的命運。後來我根據這個觀念，進一步發揚光大，做成結論，認為即使強大的銷售團隊還不夠。一家公司要成為真正有價值的投資對象，不只必須有能力銷售產品，還要能夠評估客戶需求和慾望上的變化；換句話說，它必須嫻熟所有的行銷觀念。
經驗學校的第一堂課
一九二八年夏天接近，我在商學研究所的第一年即將結束，有個大好機會到來，我覺得不容錯過。今天這所商學研究所每年招生數百人，但當年我們那一班，是商學研究所的第三屆，只有十九個學生。比我們早一年的畢業班只有九個人，其中兩人主修財務。在股票市場發燒的那段期間，這兩人都被紐約的投資信託業者網羅過去。最後一刻，舊金山一家獨立銀行（幾年後被舊金山市的國安銀行〔Crocker National Bank〕收購）向商學研究所招聘一位主修投資的研究生。商學研究所非常不希望錯過這個機會，因為如果派出去的代表獲得該行核可任用，以後可能有更多的機會，把畢業生安插到那家銀行工作。但是他們沒人可派。這事不容易，但我聽到這個機會，最後終於說服研究所派我前去。我的想法是，如果應徵成功，我會留在那裡，要是不適任，我會回到學校，再唸第二年的課程，同時讓那家銀行曉得，研究所並沒有欺騙他們，派一位沒有受過完整訓練的學生去他們那裡做事。
崩盤前的那段日子，證券分析師（security analysts）叫做統計員（statisticians）。連續三年股價跌得七葷八素，使得華爾街統計員的工作信用掃地，於是改名為證券分析師。
我發現自己成了那家銀行投資銀行單位的統計員。那時候，法律沒有限制銀行不能經營經紀或投資銀行業務。我奉命做的事非常簡單，而且依我的看法，那件事必須運用智慧做出不夠誠實的事來。那家銀行的投資單位主要銷售新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做為承銷集團的一員，可以收取相關可觀的手續費。他們沒有試著去評估所賣債券或股票的品質。相反的，在賣方市場的那段期間內，紐約同業或大型投資銀行給他們承銷任何證券，他們都樂於接受。接下來，銀行的證券業務員會向客戶說，他們有個統計部門，能夠研究那些客戶持有的證券，並針對他們經手的每一種證券，發給客戶一份報告。事實上，所謂的「證券分析」，不過是查閱當時已有的手冊，如《穆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