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典，真是久違了。想當年在印度鹿野苑一間小書庫里匆忙翻閱堆在屋角積滿灰塵的《磧砂藏》、《頻伽藏》（中國佛教徒所贈）整整50年了。現在想起來是由於有青年來對我談佛典，隨後才從劫餘殘書中找出這《藏要》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入楞伽經》這是呂秋逸（澂）居士校刊的。由此又想起50年代末期和呂先生的會面，感覺到好像還有債沒有還。於是翻開書來看。哪知一讀之下不禁如經中所說：「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
50年前後兩次翻閱（說不上讀）大不一樣。到底這50年不是白活過來的。看來不啰嗦幾句，就會心潮澎湃不得平息了。
《楞伽經》地位很高，名聲很大（金庸小說中一再提到）但是遠不如讀《心經》、《金剛經》、《法華經》的人多。格式和其他佛經一樣，可是沒有神話和誦經寫經功德等頌讚成分（同是講哲理的《解深密經》、《維摩詰經》中還有這類宣傳成分）。全文講道理，這是一個特點。
《楞伽經》開篇不久就講：「云何不食肉？云何制（制定）斷肉？食肉諸種類，何因故食肉？」經末另有專章詳說「斷食肉」不僅肉不能吃，蔥、韭、蒜等（所謂「小五葷」）都不能吃。這是信佛吃素的人的最高依據，是靠乞食化緣為生食「三凈肉」的比丘很難做到的。這是又一特點。
經中開篇後便像百科全書列目，又講了許多深奧道理，可是在長篇大論末尾忽然說：「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說了半天等於沒說，原來是要脫離語言而修行「親證」的。所以這經是中國禪宗的聖經寶典。傳說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將此經授予二祖慧可，作為基本讀物，以至有過一些「楞伽師」。
經中開篇就提到，而且後文大發揮，「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這是中國法相宗講「唯識」的基本理論。後文還再三講出和世親的《唯識三十頌》中共同的話。《楞伽》是法相宗經典。
以上是任何人一翻開此經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可是不免會產生疑問。首先是一個幼稚問題：這到底是一部什麼書？不妨由此談起。
一切宗教，不論名義，都以信仰為主，但又都要多少講一些道理（理論）。佛教徒特別喜歡講道理，越講越多，幾乎喧賓奪主。宗教經典中講道理多了，難免會摻雜進一點非宗教的成分。佛教徒重視講道理和傳經著論，其中的非宗教甚至反宗教（與信仰矛盾）的成分之多恐怕其他宗教都比不上。這是從最初佛講道時就開始了的。《楞伽》幾乎不宣傳信仰崇拜而只講道理，是突出的一部。
「佛」字的本意是覺悟了的人。「菩薩」的字義是有覺悟的人。「阿羅漢（羅漢）」的字義是應當受尊敬的人。佛教一切宗派都承認的基礎是「三寶」（三皈依）即「佛、法、僧」。佛是創教者。法是教理即理論，原始意義就是規律。僧是信教的群眾組織。三字除「法」（達摩）外都是譯音。信「佛法」（佛所說的道理）的人要有「三學」，即「戒、定、慧」。「戒」是自覺遵守紀律。「定」是禪定即修鍊、修行、修養。「慧」是智慧，即懂得道理。還有三個基本口號叫做「三法印」。一是「諸行無常」，一切沒有永恆。二是「諸法無我」，一切沒有不變的本性。三是「涅槃寂靜」，和前兩條相反，就是寂滅。「涅槃」是譯音；本義是吹熄滅了。滅了，那還有什麼永恆，有什麼本性呢？還有「四諦」、「十二因緣（緣生）」
說明一切皆苦和苦的總的根本的原因及滅苦的道路。所謂「大乘」的理論比這些大有發展，講「空」，講「有」，講「識」等等，但仍舊是從這個中心基本點出發的。《攝大乘論》還要列舉10條證明「大乘真是佛語」，可見是發展了的理論。中國說的「小乘」，本名是「聲聞乘」，指堅持口口相傳聽來的傳統的保守派。在從簡單到複雜的「佛法」的無數大小道理中沒有神，著重智慧覺悟，由此生信仰。禁酒肉的一個原因是避免受刺激而迷惑，要求清醒，不提倡閉著眼睛不理解也執行。至於「輪迴」、「報應」等等說法，那是古印度的一般思想，不是佛教特有的，佛教只對此做出自己的解說。照這樣，若只講道理，佛教就不大像宗教了。道理和信仰之間免不了矛盾，更需要再多講道理以解決矛盾，越講越多。
佛教畢竟是宗教。一切宗教都要求信仰、崇拜。佛、法、僧「三寶」完成以後，要求「皈依」佛就成為神了。開始只拜象徵性的塔。後來成為「像教」，雕塑偶像了。羅漢、菩薩都成為神。佛有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講說佛法的釋迦牟尼是現在佛，是無數佛中的一位。佛有了佛土，如阿彌陀佛有個「極樂世界」、「凈土」。印度本有的大大小小的神進了佛教。印度教大神羅摩的敵人羅剎王羅婆那請佛入楞伽（斯里蘭卡的蘭卡）講出這部《入楞伽經》。修行的「法門」也越來越多，一直到雪山南北都有的「秘密儀軌」。經典當然也是越來越多。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所刻石柱詔書只推薦七部經，和現存的不相符合，可見在他以後才有大批經出現。這證明教內有各種不同思想互相爭論，相持不下，都說是依據佛語。這和依戒律即組織紀律分的「部派」並不一致。理論歸理論，組織歸組織，內部有對立，外部有滲透。中國的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古印度人，尤其是佛教徒，特愛爭辯。各說各的道理，互相批評，往往很激烈。在印度古籍中，這是一個特點，不限於佛教。無論文法、修辭、邏輯、哲學、宗教書都包含對話，或明或暗指責不同意見。多數書不像亡佚又經後人整理的古希臘典籍，如柏拉圖的對話集和亞里士多德的講義那樣有條理。中國的經過漢朝人寫定的經書、子書有點類似印度的，但不那麼好辯。這種辯論傳統在印度保留得很久，特別是在佛教徒中。玄奘到印度時據說還參加過辯論會。至今青海西藏的寺廟中據說還有「畢業答辯」。那可不像一般大學中的那麼「溫良恭儉讓」，也不是只許一方講話的批判。那是要互相爭辯的，至少在形式上。佛典中充滿這類話，或明指，或暗示，駁斥異見。
佛教理論的複雜化和大發展的一個原因，在於內部的非宗教道理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宗教是以信仰和崇拜為思想主體的。對至高無上者的崇拜，對美妙未來預言的信仰，對不拜不信的苦難後果的恐懼和對又拜又信而得福的嚮往，這些構成宗教的思想和行為的心理依據。以講道理為主，不論怎麼講都不是信仰和崇拜所必需的，而且是往往會產生矛盾衝突的。所以佛典中注重信仰並傳教的比較容易懂，其中也有講道理的台詞和潛台詞，但可以忽略過去。在講道理的書中，不明白台詞和潛台詞就不容易懂，還會越看越糊塗。加上古印度人的習慣思路和文體又有特點，和中國的以及歐洲的很不一樣，所以印度古籍不好懂，不易作「今解」，不僅是佛典。其實作者和當時讀者是自以為明白的。說到這裡，話要扯得遠些。
古代有一個時期（大約公元前五六世紀，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世界上有三個地區的一些人不約而同地對自然界、社會和人本身開始進行提問題探討。地中海沿岸的探討起於古希臘的歐、亞城邦，後來（公元前後）發展於北非的亞歷山大城，再以後又到西亞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然後由阿拉伯人伊本·盧西德（阿維羅伊，12世紀，但丁《神曲·地獄篇》中有他，稱為大注釋家）等經西班牙再入西歐。希臘的亞理士多德化裝阿拉伯文由伊斯蘭教徒帶到歐洲，再化裝拉丁文到基督教最古老的巴黎大學「講課」。於是引起了對古希臘的嚮往，從間接通過阿拉伯思想繁榮，被認為希臘文明的「復興」，即「文藝復興」。希臘文化思想費時兩千年繞地中海兜了一個經過三大洲的大圈子，許多早期學說辯論都佚失了。印度及中亞的探討起於雪山（喜馬拉雅）以南的印度河、恆河流域。（釋迦牟尼出生於現在的尼泊爾邊境。）中國的探討在黃河流域到長江和淮河流域。在這個時期，習慣性的傳統思想對這種新問題的探討還不能成為嚴重障礙。儘管處死了蘇格拉底，但殺死不了思想。各種思想自由發揮，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壓制不了誰，不能定於一尊。可惜的是當時各處都以口傳為主，寫定文獻在後而且沒有直接傳下來。到後來思想飽和，有的衰減，有的僵化，這種自由探討終於定於一尊而斷。地中海的斷於基督教。北印度的最後斷於伊斯蘭教。中國的斷於秦始皇、漢武帝。幾乎所有早期文獻都是經過「一尊」時期整理寫定的，不僅是中國。
依我看，漢譯印度佛典難讀處主要不在於術語多，語法文體外國式，障礙在於不明內容背景和思路，又由於中國人發展了佛教理論而有所誤會，還因為覺得和歐洲近代思想體系差別太大。其實若追本溯源，大略知道一點早期世界上三處探討情況及文獻演變，再從思想內部矛盾問題入手，就可見印、歐、中三方思想路數的異而又見其同。對佛教、佛學若從常識入手而不想憑空一躍直達頂峰，也許就不算太難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