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化遺產並不能為一個民族所獨佔，現代各門學術都國際化了。印度的佛教古籍並不只屬於印度。巴利語的佛典有泰國、緬甸、斯里蘭卡、印度等國字母以至羅馬（拉丁）字母的排印本。漢譯佛典及其註疏除我國的各種舊版外，還有日本的刊行本。藏譯的佛典，「甘珠爾」、「丹珠爾」，除我國的德格版、奈塘版、北京版等外，外國也在影印出版（德格版的？）。梵語及混合梵語的原本也陸續不斷發現並刊行世界上早已知道，有很多古寫本現在還藏在我國的西藏和新疆，外國人弄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已出版了不少，有些還在逐漸校刊中。做這些工作的並不都是佛教信徒，其中有些是學者，不信佛教，有的人甚至不信任何宗教。他們為各種各樣的動機和目的而鑽研這些古董。研究宗教典籍的不一定是嗜好宗教鴉片的癮君子，也不一定是反宗教的人物。
大約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印度的佛教聖地鹿野苑的招待香客的「法舍」里。那地方是鄉下，有兩座佛教廟宇、一座耆那教廟宇、一所博物館、一處古塔的遺址和一段有阿育王銘刻的石柱，還有一個圖書室。這圖書室里有一部影印的磧砂板佛教藏經，我發現這幾乎無人過問的書以後，就動手在滿是塵土的一間小屋子裡整理，同時也就一部一部翻閱。這隻能叫做翻閱，因為我當時讀書不求甚解，而且掉在印度古語的深淵中不能自拔，顧不上細讀這浩瀚而難懂的古代漢譯典籍。可是，我也隨手做了一點筆記，取名為《鹿苑讀藏記》當然不過是記給自己看的。那時鑽在中外故紙堆中「發思古之幽情」，居然還謅成一首舊詩：
西行求法溯千年，絕域孤征向五天。
萬頃驚砂欺衲破，千尋濁浪試心虔。
爭知勝業空今古，應有嘉名耀簡編。
寂寞何堪塵土裡，徒余脈望識神仙。
不用說，我那時的生活和心情都是應當受到批判的。解放後，我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就毫不吝惜地對過去這些告別了。前些年，由於種種原因，早已扔在一邊的所謂《鹿苑讀藏記》也隨同其他故紙一起，被我像送瘟神一樣送掉了。當時為了卸下包楸輕裝前進，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能歸咎他人，也無須「反求諸己」這是實話。
可是，這成堆的古代翻譯是不是還會有人看呢？這當然用不著我操心。然而積習未忘，有時不免想到，是不是要有新的《閱藏知津》或「佛藏書目答問」之類的書，好讓非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研究者也能略知一二？「願者上鉤」，「各取所需」，這樣的讀者大概需要有一個顯示內容的「嚮導」。現有的各種版本的佛藏都是照各宗派的觀點分門別類，各有一套分法，並不依現代知識排列；外行查考不易，內行又少有人為外人指點非宗教的入門之道。索引和詞典還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書名、篇目、專名、術語等不能說明書的內容。提要如《閱藏知津》又不指示門徑次第。我想這些古董大概只有充實藏書樓、博物館和展覽會的作用了。
然而，人類的文化遺產並不能為一個民族所獨佔，現代各門學術都國際化了。印度的佛教古籍並不只屬於印度。巴利語的佛典有泰國、緬甸、斯里蘭卡、印度等國字母以至羅馬（拉丁）字母的排印本。漢譯佛典及其註疏除我國的各種舊版外，還有日本的刊行本。藏譯的佛典，「甘珠爾」、「丹珠爾」除我國的德格版、奈塘版、北京版等外，外國也在影印出版（德格版的？）。梵語及混合梵語的原本也陸續不斷發現並刊行。
世界上早已知道，有很多古寫本現在還藏在我國的西藏和新疆，外國人弄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們已出版了不少，有些還在逐漸校刊中。做這些工作的並不都是佛教信徒，其中有些是學者，不信佛教，有的人甚至不信任何宗教。他們為各種各樣的動機和目的而鑽研這些古董。研究宗教典籍的不一定是嗜好宗教鴉片的癮君子，也不一定是反宗教的人物。
因此，我想，談談這龐大的佛教文獻未必就是給鴉片做廣告吧？假如煙之不存，自然也不必宣傳戒煙，可惜這還只是理想。這且不談，漢譯佛經本出在我國，世界上引用的卻總是日本的「大正藏」。引書目的前多年也是引用日本南條文雄譯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英文）；後來又引用印度師覺月的《中國佛藏》（法文），我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好像看到我國創始的圍棋在世界上用的名稱是日本語的GO—樣。看到我國的古代、近代、現代的資料在世界上日益成為研究熱門，而我們自己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總覺得不愉快。當然我不是不想要外國人研究，而是覺得我們應當有資格、有權利也參加一份。若是只有自己人乾的才算數，別人乾的都不算數，那恰恰是宗教教派的狹隘心理。幸而這些年來我國還是有人以科學態度認真研究各種宗教；至於我，對佛書雖經過幾十年的隔離，竟還想提起談談，那隻能說是舊習難除而已。
話說回來，不信任何宗教只信科學而想讀佛書（只指漢譯）從何下手？我想首先要知道這是長期積累和發展的、有各種不同內容的、複雜的古代文獻，譯文也是不同時、地、人所出。原文和譯文都有許多重複、交叉。據支那內學院1945年《精刻大藏經目錄》統計，連「疑偽」在內，有1494部，5735卷；如果把秘密部的「儀軌」咒語等除開不算（一般人不懂這些）就只有1094部，5046卷。歐陽竟無1940年為《精刻大藏經》寫的緣起中說，除去重譯，只算單譯，經、律、論、密4部共只有4650卷。這比《二十四史》的3000多卷只多一半，並不比我國的經、史、子（除釋道外）的任何一部更繁，更比不上「汗牛充棟」的集部了。這畢竟只是印度古書中的一部分。佛教在古代印度也只是其宗教之一，只是其社會文化的一個方面。
宗教信仰是意識形態，但宗教活動不僅是思想和信仰。宗教是一種社會現象；也許可以說，古代社會有某種矛盾，由此有群眾性的宗教活動，然後出現了系統化的教理。教會是主要的，宗教的各種社會性組織及活動是宗教的實體。所以宗教的理論教條是後起的，甚至其中有的同它的社會活動歷史脫節以至矛盾。與其說教祖創造教義而後建教會，毋寧說是由社會矛盾而興起教會，由此產生教義與教祖。有些宗教運動並沒有系統教理。如果說宗教是教祖個人所創造，僅是極少數人長期愚弄、欺騙大多數人的，恐怕不像是唯物主義說法。
依照上述這一看法，而且歷史和傳說也是說佛去世以後佛教徒才開幾次大會「結集」經典，那麼，這些打著佛教標記的文獻當然與佛教教會（佛教叫「僧伽」意譯是「和合眾」）密切有關。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分別為二類，一是對外宣傳品，一是內部讀物。（這只是就近取譬，借今喻古，以便了解；今古不同，幸勿誤會。不但佛書，其他古書往往也有內外之別。講給別人聽的，自己人內部用的，大有不同。這也許是我的謬論，也許是讀古書之一訣竅。古人知而不言，因為大家知道，我則泄露一下天機。古人著書差不多都是心目中有一定範圍的讀者的。所謂「傳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傳。遠如《易經》，當然最初只是給卜筮者用的，《說卦》、《序卦》也不是為普通人作的。近如《聖諭廣訓》，大約五十多年前，已經是民國了，我還在安徽的一個小縣城聽到有人夜間在街道上煤油燈下用說唱故事形式宣講，彷彿是唐朝的「俗講」。那書叫《宣講拾遺》，這可謂普及老百姓之書了。然而皇帝和貴族大臣們自己並不聽那一套皇帝「聖諭」，也不準備實行，那些是向黎民百姓「外銷」的。這大概是封建社會裡的通常現象，中國、印度皆然。
佛教文獻中的「經」大多是為宣傳和推廣用的。《阿彌陀經》宣傳「極樂世界」《妙法蓮花經》大吹「法螺」，其中的《普門品》宣揚「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都明顯是為擴大宣傳吸收信徒用的。還有叢書式的四《阿含經》、《大集經》、《寶積經》甚至《華嚴經》、《般若經》也大部分似對內，實對外。還有「內銷」轉「外銷」的，如《心經》（全名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本來是提要式的口訣，連「十二緣生」都只提頭尾兩個，可見是給內部自用的；大概因為其中說了「度一切苦厄」和「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語，便成為到處配樂吟唱應用的經文，也用來超度死人和為早晚做佛事之用了。此外，許多講佛祖傳記和「譬喻」故事的，包括著名的《百喻經》都是對外宣傳品。
「內部讀物」首先是「律」各派自有戒律，本是不許未受戒者知道的。原來只有些條文（「戒本」），其他應是靠口傳，不對外的。可是有些派別的戒律也都譯出來了。晉朝的法顯和唐朝的義凈還「憤經律殘缺」，遠赴西天，又求來兩派的。一個得來《摩訶僧祗律》，一個得來《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加上另兩派的《四分律》、《五分律》以及《十誦律》，都是幾十卷的巨著，不但有律文，還有案例。法顯、義凈譯的兩部書的梵語原本近年來已發現並刊行了；可惜我沒有見到書，不知是否有漢譯這樣多。這類「不得外傳」的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