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午開始我就趴在這條石縫中，頭前是老馬，腳後是小劉和另外兩名戰友。不算橋邊與隘口中犧牲的一百多名紅軍戰士，5次攻擊過後，就只上來我們5個人。
這臘子口是個渾蛋透頂的地方，周圍幾百里只有這一條路。隘口的右邊是光禿禿的石山，得有一百丈高，只飛鳥才能上去，人不行；隘口的左邊倒是長滿了密不透風的雜樹，但這山壁是倒懸的，能爬上去的只有松鼠；隘口中間是一條溪水，很深，水流也急，站不住人。這個隘口的最窄處只有一丈多寬，卻有十幾丈長，右邊石壁的半腰上，敵軍布置了一百多人，專往這裡丟手榴彈。此時地上已經積起了成堆未爆炸的手榴彈，而爆炸了的得有上千顆。
要攻上山頂，我們就得在過了隘口之後，再跨過小溪。小溪上邊是兩根樹榦並排搭成的小橋，過橋之後再向上爬三十幾丈狹窄的小路，就能到達山頂。山頂上敵軍建了4座碉堡和許多機槍掩體，交插射擊的子彈如同頂頭風中的暴雨一樣密集。
我現在待的地方，就在過了小橋之後的小路底下。上邊的敵軍每隔一陣子就朝我們丟一批手榴彈，但砸在犧牲者的身上不會彈起來，便沒有滾過來傷到我們，只是會把血和碎肉濺到我們身上。他們的機槍子彈也只能打到我身邊三四寸的地方，雖然已經打出了一條深溝，但我們很安全。然而，要想讓大隊紅軍隱蔽在這裡卻不可能，因為這條石縫只能夠勉強塞得下我們5個人。
透過老馬草鞋底上的窟窿，我捅了捅他的腳，大聲問：手榴彈的「榴」字，木字旁的另一邊是什麼？老馬說是留下的「留」。我問他怎麼寫，他卻怎麼也說不明白，我便只好在口中蘸濕鉛筆頭，寫了個流水的「流」。等攻上臘子口再讓他寫給我看吧，我想。
在一年前離開家鄉的時候，我還是個文盲，但到了今天我已經能讀寫432個字，可以讀懂牆上的標語了。老馬小時候讀過兩年私塾，比我強得多，能夠讀寫一千個字，於是便成了我們的文化教員。大隊紅軍從江西出發後，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那個好主意，把生字寫在一小塊白布上，讓每一個戰士都要學會自己這塊布上的10個字，然後再把布縫在後背上，把這10個字教給後邊的戰士，而他自己則要向前邊的戰士學習另外10個字，等到大家都學會了前邊的字，再順序交換白布學新字。
因為這一路上很忙，仗打得太多，我們只能利用行軍的時候學習，但敵人的飛機又總是來轟炸我們行軍的隊伍，所以，一塊白布上的字我們要學上十來天才能學會。最讓人氣惱的是我的運氣不好，到今天為止，我的小本本上已經積攢下一百多個生字不認得，這都是因為背著這些字的戰友們已經犧牲了。
我拚命學寫字倒不是為了成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容易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沒什麼可羨慕的。我學寫字是因為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把這一路上的經歷寫下來，然後託人帶給我老婆。大隊紅軍出發時，我老婆挺著大肚子來送我，叮囑我一定要託人帶信給他。隊伍越走越遠，我見到了幾輩子人都不曾見過的新鮮事，也經歷了無數的兇險，這讓我很興奮，也很滿足，於是便想將這一切都講給兒子聽。雖然我不能看到兒子出生，但我一定要讓兒子知道在他出生時我做了些什麼，這樣以來，等到我們的「主義」勝利了，或是我犧牲在路上不能親自講給他聽時，他便可以看我寫下來的東西，知道他老爹是個什麼樣的人，都幹了些什麼，讓他因為有這樣一個老爹而自豪，同時也能夠像他老爹今天這樣有見識。現在，我已經把經歷的所有一切都記在了腦子裡，只等學夠了字，便把它們完完整整，細細緻致地寫下來，而且是用鋼筆寫在白紙的日記本上。
我著實羨慕那些有資格用鋼筆寫字的人，而且我也曾經有機會得到一支真正的鋼筆，但這個機會卻被我們團政委硬生生地給剝奪了。那是今年春天過瀘定橋的時候，敵人把橋面上的木板拆掉了，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鐵索，要攻下這座橋就必須得派人攀著鐵索爬過去。鑽山爬樹是我的拿手好戲，雖然下邊是萬丈深淵，但對我無關緊要，於是我便主動要求第一批過橋。不想團政委只選出22個人，把我給剩下了。結果，一場仗打下來，只有4個人掉到山澗里犧牲了，剩下的18個人全都爬了過去，打散了對面一個營的敵軍，然後還立功受獎。我對立功沒興趣，可受獎就不同了，那18個人得到的是紅軍的最高獎賞——每人一支來自上海的鋼筆、一冊白紙帶豎格的日記本、一個搪瓷盤、一個搪瓷碗，還有一雙漆筷子。發獎時，沒有親自爬鐵索的團政委也得到了這麼一套，而我卻連爬鐵索的機會也沒有，於是我對他很有意見。
所有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個最高獎賞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他們得到的是真正的好東西，有錢也買不到。在這一路上紅軍戰士並不缺錢，尤其是我們這些打先鋒的，還經常把背不走的銀元送給老百姓。我這會兒身上就有部隊發的銀元，好幾塊哪，但是我沒有鋼筆，也沒有日記本，白紙帶豎格的。
老馬很幸運，在瀘定橋得到了一套獎品。他知道我的心思，就想把鋼筆和日記本送給我，但我沒要。最高獎賞得是自己拼下來的才有意思，所以，這次攻打臘子口之前我與團政委大吵一架，這才爭取到參加第一批進攻的機會。最先攻下臘子口的戰士必定會得到最高獎賞，由毛澤東親手頒發。到了那個時候，我寫給兒子的經歷中就又多出了一段好故事，而且是用鋼筆寫在日記本上，白紙帶豎格。我相信，讀了我的經歷之後，兒子一定能夠長成一個有出息有見識的好人。
這時，小趙從後邊捅我的腳，問我帶了水沒有。我不可能帶著水，攻山之前，除去武器和懷裡的紙筆，我沒帶任何礙事的東西。但是我一點也不渴，因為在我頭邊的一條小石縫中正往下滴水，大約每隔一袋煙的功夫能有一滴，我一歪頭便可以喝到。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他們，但他們都沒有這麼幸運，身邊的石壁上一條縫也沒有。可我又不能和他們交換位置，因為上邊的守軍知道我們幾個人躲在了這裡，整個中午這段時間，他們一直在想盡辦法消滅我們，但沒成功。如果我們離開石縫交換位置，便是機槍再好沒有的靶子，必定會死的。犧牲了一百多名戰友才衝上來我們5個，我們絕對不能隨便犧牲自己。這一路上，團政委常常揪著我的耳朵對我大叫：要千方百計活下來，活著就是勝利。這話我記住了，於是對小趙說你忍忍吧，等天一黑我們就摸上去，過了臘子口，想吃奶也有。為此我又想起了兒子，他現在正應該是吃奶的時候。
山下的同志們又開始進攻了，打算衝過隘口。敵軍的子彈密得像一堵牆，手榴彈多得如同爭食的大群烏鴉。這是今天的第6次進攻，又沒能成功。
進攻停止後，山隘中很靜，一群黃色的蝴蝶在橋上橋下亂飛，被子彈打碎的野花也順著溪流漂了下來，但聞不到香氣，只有血腥氣。我在盤算著怎樣才能攻到山頂。讓我們5個人跳出去引開敵人的火力，掩護後邊的戰友衝上來？這肯定不是辦法，因為這裡太狹窄，有一挺機槍就能封鎖得住，何況敵人有十幾挺機槍。如果我們伏低身子沿著山路貼著石壁爬上去怎麼樣？在瀘定橋的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只是，當時把守瀘定橋的是軍閥的鴉片兵，使用的步槍都是些幾十年前的老貨，況且他們還愚蠢地把對面的橋樓點起了大火，濃煙掩護了爬橋索的戰士們。而這裡，敵人用的是最新式的捷克機槍，只有三十幾丈的距離，還居高臨下，就算是紅軍戰士再勇敢，敵軍膽子再小，也仍然不行。
但是我知道，我們必須得通過這裡，如果走回頭路就得再一次過草地，爬雪山。我寧可犧牲在這裡，也不想再走草地了，因為那片臭泥塘讓我的小本本上增加了50個生字。
也許，等到天黑下來可能會有機會。天黑之後，敵人的射擊就不會像白天這樣准，我們可以收集起犧牲戰友的手榴彈，一邊向山路上方投彈一邊沖。我相信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手榴彈投出去二十來丈遠，這樣只需要衝出去十幾丈，就能夠把手榴彈投到敵人的槍機陣地上。如果我們5個人在山路上能堅持一袋煙的功夫，甚至用不了一袋煙，只要我們借著戰友發起衝鋒的時候跳出去，即使我們先犧牲了，只要每個人都能投出十幾顆手榴彈，向前沖十幾丈，後邊的戰友就一定能衝上來支援我們。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老馬，他說這不是個好主意。他認為後邊的部隊應該派人爬上絕壁，繞到敵人背後，從那裡丟手榴彈炸他們。他恨自己早沒想到這個主意，否則他一定會帶頭爬上去。我說你這是做夢，雖說參軍前你整天爬山採藥，但這個山不是那個山，這個山長得像個倒著的窩頭，猴子也爬不上去。他卻說他比猴子手藝高多了，我說你這半年裡沒吃過幾頓飽飯，就算是猴子也是病猴，爬不動的。就這樣爭來爭去我們吵個不休，小劉在後邊卻說：你們吵也吵不出辦法，倒是弄口水喝是正經事，不喝水腦袋不轉悠，想不出辦法的。小劉說得對，喝水確實是件大事，等到晚上我們必須得邊投彈邊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