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應該可以算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其偉大意義已經有很多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研究探討過，在此不再贅言。而我敘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那個波瀾四起、革命形勢錯綜複雜的年代。
這是個複式結構的故事，主人公是孫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務是聯絡並團結那些自發的，貧富貴賤各不相同，且與同盟會毫無瓜葛的十幾個革命團體。
這是一個群雄逐鹿的時代，出場的是一群五花八門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大到虛幻小到一頓飽飯的革命目標，但他們相信自己對中國負有責任，相信自己能推動歷史，相信可以通過鬥爭改變生活——他們是變革的信徒。
於是，在一個紈絝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黨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連串悲壯的喜劇。
開掘北方革命黨的這段歷史，一直以來存在著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也就是說，1912年的北方革命黨與創建南方臨時政府的同盟會並非一家人。既然不是一家人，他們在革命的宗旨、手段等諸多方面，就難免有所分歧，甚至北方革命黨中的一部分人，對同盟會的有些做法曾表示出公開的不贊同，言語之間也就不免少些恭敬，不聽從同盟會的指導，私自行動等，曾經搞出不少事來。既然如此，困難也就出來了，任誰也不能否認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更不能否認同盟會在其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於是，與他們若即若離，且時有爭執的北方革命黨就不大方便在歷史中重新提起，更不要說當時孫中山先生的主要幫手，同盟會的汪精衛拿了袁世凱的二十萬元銀洋，把北方革命黨給資遣散的事，更是光輝歷史上的污點。
但是，他們畢竟也是革命黨人，解散了他們，就此失去的也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暴動，或是一批不成熟但有潛力的鬥士。
今天能夠重談北方革命黨，筆者竊以為，是因為我們趕上了近百年中最寬容的時代，使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許多曾多方迴避的歷史，談論與前人不大相同的論調，這真是件難得的喜事。於是，心情大暢以至於言語頗多放肆，這正是我們需要被包容的缺點；但深刻發掘，大膽猜測，則是竊以為應當得到鼓勵的優勢；體味史實，體味史事，體味歷史人物的心理，體味舊時的生活細節，便是我們努力追求，並試圖做出來的貢獻。
在社會即將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新思想必將會有光明的未來，但此時畢竟是舊思想佔據統治地位，所以，對於擁有新思想和傳播新思想的人，我們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要求他們既要有新思想，還要對新思想引發的結果做出保證。不，這樣就有些可笑了，因為，並沒有現成的新生活可以給我們過，新生活是要我們來創造的。
所以，今天我們斗膽地說，在受人尊敬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參與者並非是現在意義上的革命者，實際上應該彙集了各種各樣的人物，當然其中不少舊式的「革命鬥士」，曾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同樣，也應當有不少懷有種種不同心思的異己者，如果沒有這些人製造種種故事，那便很難說是一場真實的革命。這與大多數的革命一樣，理想主義者是其中的精英，接受精英教誨的追隨者是革命的主力，另外還避免不了相當一批懷有各種私心的人混跡其中。少了他們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真實的歷史。我們在採用現實主義手法表現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也同樣有責任表現其中各種各樣的人物，以使小說中的氛圍與精神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我在這部小說中所努力追求的，也正是這樣一種真實：創造一批有缺憾但接近於事實的人物，表述他們非正統的革命行動，再現大清帝國滅亡前後的真實社會狀況。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並不是一位正統的革命黨人，在鬧革命的同時，還懷有舊民主主義者常有的私心，以及性格中的種種缺陷，卻也因為革命這種嚴酷的行為而有所改變，有所行動，也有所貢獻。
他表現出來的許多行為和觀念，並非後人已有定論的行為準則和革命理念，而是依據特定的歷史環境和他自身的思想生髮出來的，難免有與革命理想發生衝突的地方，這在中國乃至世界革命史上應當是很常見的，只是我們平日里談論不多而已。
小說中所涉及的其他革命黨人，也都完完全全是特定歷史的產物，其中除貧富貴賤各類革命者外，還廣泛地描繪了生活於斯的各種社會人物，也表現了其行為中的非革命性，或與革命者理想有所偏離的地方，這正是歷史的真實所在，也是筆者竊以為在反映革命歷史題材上不可忽視的內容。
因主要人物與故事情節是虛構的，所以對有關的各北方革命組織只採用了一些近似的名稱，並未使用其真實的名稱和歷史人物的真實姓名，以避免對歷史不必要的混淆。對於歷史背景與社會生活，筆者則是盡一切可能貼近於真實，以求得故事與人物能夠反映出真切的歷史精神和生活實況。
龍一
200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