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筍有個講話。在估計中國可能作出何種反應時，他自信極了，十分肯定中國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辭，是再拿不出別的什麼來的……
我也了解，當越南五路大軍正向金邊悍然疾進時，北京還在最後商定我們該作出何種反應的會議情況。
可惜，介紹材料的人一再說，要公布這些材料得請示有關上級批准。
如此，我只能講幾個倉促上陣的中國將士的故事，意在說明：黎筍有一點說對了——中國作出任何行動、反應都是萬難的。但他的估計有一個根本性錯誤——中國到底不是美國！
——王有富（前副軍長）
（在這個軍，到處能聽到夏伯陽式的故事。段如金師長說：「王有富那老頭不怕死，給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擊戰，敵炮炸成一鍋粥，老頭坐個吉普車來了，一腳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車門外，頭昂昂的，連眼皮也不眨一下，一個勁兒喊司機：往前開！我想起《夏伯陽》電影里也有這麼個鏡頭……」
在干休所，見到王有富老頭，我們提起這件事時，他笑了笑說：「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覺得死在戰場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進了學習班。
當時，凡認為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都進學習班了，我是最後一名。說是老鼠拉木楔，大頭在後，經過對先去的人反覆揭批查，最後認為，和「四人幫」掛勾人就是我，總後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麼罪名？說我們軍要為「四人幫」搞武裝政變！現在是人證物證都查巴實了。沒早「請」我來，是對我持慎重態度，等待我自己覺悟，主動交代……
花了好長時間要我轉變立場，我說，這個立場不好轉呀，要轉我就得轉到「四人幫」那邊去了，還不是一般的，是死黨！
派了七個人看管我，門窗都釘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觸，車輪戰。
搞得我很難受。罵人吧，人家說我的案子是上級黨委研究了的，華主席批了的！低頭過關吧，不行呀，這武裝政變可不是我一個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牽連好多人。
好多軍師團營幹部都被搞進來了，想的就是從我這兒突破個口子，我不能幹這種缺德事！
真是的，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我確實想過，活著拖吧，可拖到何時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這多被認為與我是「一氣」的幹部不永遠落個疑點、污點嗎？
我們這個軍，在雲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級一聲令下，我們什麼沒幹過？邊疆剿匪、築路、開荒、搶險救災……幹什麼我們幾萬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雲南兩派鬥爭激烈，你殺過來，我殺過去，有時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軍隊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領導落名，我們不聽，能行嗎？誰料得到當時有個「四人幫」一手遮天，他們常常假借我們周總理、葉老帥的名字型大小令部隊？
軍隊一出面，制止手裡也有槍炮的群眾廝殺，難免造成傷亡，軍隊本身也有損失，這罪過是誰的？
我個人確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過「蠢事」，說了很多錯話，當過一兩次制止武鬥的副總指揮。就在我自己進學習班前，我對上面布置的「揭批查」運動也是積極的，對下面幹部搞「劃線站隊」，點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訓，到現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幫」那套清「四人幫」，用極左清極左。我們軍很多對部隊對地境熟悉、有才幹也很年輕的幹部被錯誤處理了。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響！
要打仗了，我先是從廣播里感覺到，後來看到部隊出發。我想要求上前線，又想，人家怎麼會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後來學習班的幹部也調走了，辦不成了，叫「暫停」。我2月14日才回到軍部家裡。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場轉圈，突然看到了楊得志同志。在這之前我在報上見了他來昆明軍區當司令員的消息。我上前給他敬了個禮，報了我的名字。
戰爭年代我多次見過他，但沒有說過話。五十年代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了幾年，他也在，當然不同系，他研究戰役指揮，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對我的面貌有點印象，「哦」了一聲，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沒帶領章的舊軍裝，問：你現在幹什麼？
我知道他時間有限，趕緊說，我是這個軍副軍長，現在住學習班，人家說我要搞武裝政變，司令員，讓我先去打仗吧，我對這個部隊熟悉，平生也沒有別的本事，只幾十年沒斷過打仗，也多少學了一點。
他看著我，搖了搖頭，我已經感到沒指望了。卻聽他輕輕說了聲：「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點鐘來找我。」我感到有門了，連忙補充一句：「司令員，與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戰場上考驗我！」
九點鐘，我到了軍黨委會議室。楊司令員問了問我的簡歷。我想訴說一下我的委屈，他說，那些話不要說了，大敵當前，打完仗再說！至於你的工作，我們研究一下再答覆。
十二點過，軍區劉志堅政委就來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準備一下吧，馬上出發。他叫我跟隨××師指揮，還說了該師任務是什麼。過後張軍長又給我具體講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和各師的部署與任務。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亂收拾時，心裡高興激動得直掉淚。老伴回來，見我邊收拾邊「哭」，嚇慘了，「他們要把你往哪轉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聽了我的述說，也高興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個好戰份子，是為上級終於還相信我這個人，樂得把戰場上可能遇到的艱難風險全忘了。
當天下午六時我就出發了。因為部隊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個人趕火車往河口方向去趕部隊。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說不出來，昨天還是個受審查的，明天可能是個指揮員了！老伴說：「你可要仔細點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馬虎不得……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層罪名呵！」我嘴上說：沒問題！心裡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給你賺個烈士家屬！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隊已經出境，打響了，我又只好往前趕……
（王有富同志只給我們說到這裡，至於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揮情況，他不願說，一勁兒擺手：「小雞巴仗，有什麼好說的！」
不久別人告訴我，1979年自衛反擊戰慶功祝捷大會上，楊總長又見王有富連說「好同志，好同志！」後來，總政發了個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謂的「武裝政變」問題，純屬個別人在誘供下的「虛構」，應予徹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風趣地對我們說：「那一仗對我個人說也很及時，換得了我一個心安理得的晚年！」）
——楊旭先（副師長）
羅烈文現在是師長，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處了。
在一起的時候，我沒給他說過這碼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們已出國作戰五天，他來了，以副團長身份來指揮我們營。
他是在北京軍事學院學習時聽說要打仗，主動要求回來參戰的。坐飛機、火車、汽車拚命往前趕，還是晚了。
我以為他帶來了上級新的意圖。他說，他什麼也不了解，到團指、×副師長只給他說了一句話：「你去協助三營指揮」。他提出給一枝槍，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現在回想起來又好氣，又好笑！我們團是從營建工地直接拉上戰場的，整個部隊都可以說帶著十年浩劫的滿身創傷。軍師團幹部不能說毫無指揮經驗，但解放戰爭中他們至多是營連排幹部，離現代戰爭和職務對他們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師指接受作戰任務時，領導只說：你們三營是前衛營！其他營長沒說話，我站起來說：我不清楚，我們的路線、各階段目標是什麼？沿途敵情如何？左右鄰的情況如何？……都不說話，我又拿出地圖給一位參謀長：「是否請你在這圖上勾一下？」他不吭聲。×副師長說話了：「就你楊旭先話多，叫你當前衛就是讓你邊打邊摸情況嘛！」
羅烈文和我一樣兩眼墨墨黑。我看著他，除了手裡抓一頂汗透了的軍帽，可謂赤手空拳，沒槍、沒電台、沒望遠鏡，連件雨衣都沒。我們是同齡人，原來很熟，我說：你像個打仗的樣子么？還指揮，指揮個屁！
他苦笑了一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叫我這樣打我就這樣打，叫我這樣指揮我就這樣指揮！」
2月23日晚，我營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時。途中遇一友鄰副團長，說前面有敵人的既設防禦陣地……羅烈文和我決定：兩個連沿公路兩面山脊前進，一個連沿公路走，前頭放一個加強班……
師指不同意，批示我們收攏部隊，跑步沿公路前進。事後我得知，有的領導輕敵，認為越軍正